中国第一网红城市，谁也抢不过它
更新时间：2024-10-04 20:14:53 浏览量：3
新周刊·九行上海文旅专题【“沪”动指南】
，总结新上海的特征，讲述年轻人如何影响与引领上海文化，今年上海哪里“最上海”？作者 | 萧奉
编辑 | 曾宝气
大上海，还是小上海？这是个问题。
上海滩固然很大。它是中国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光是一条五光十色的大马路（今南京路），就串起了十里洋场的繁花似锦和半部中国近代史的风云激荡。自开埠以来，上海就像是一颗越来越大的恒星，引力越来越强，人们如毕飞宇在《上海往事》里说的那样永远做着上海梦，好不容易上岸进城了，“却反而掉进了大海”。
外滩繁华的夜色，仿佛渲染出这座城市的底色。（图/unsplash）
上海也很“小”。被称为“上海女儿”的作家程乃珊说，“小”是大上海的精度，上海人的日常闲话就喜欢说“小乐惠”“小弄弄”“小悠悠”，有事没事“搓搓小麻将”“抿抿小老酒”，一辈子追求“小洋房”“小汽车”“小花园”“小公寓”“小房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有一档很火的装修节目就叫《室雅何须大》。
绿树掩映的小洋房。（图/unsplash）
要给上海下一个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怎么说都行，似乎怎么说都不够。
上海是中国当下city walk潮流的源头。差不多一百年前，上海大马路就有了通冷气、装电动扶梯的百货商场，它平等地对所有市民开放，即使爱凑热闹的小市民们每天都来“白相”（玩），只逛不买，这些商场也无任欢迎。于是，citywalk就成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程乃珊说得到位，这是跟中国人传统的休闲完全不一样的爱好，茶馆听戏、琴棋书画都是在封闭场所里进行的，而上海人荡马路是全开放式的。
上海的街道上，人来人往。（图/unsplash）
上海也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城市。许多人还记得前两年做核酸的时候，有些上海人会穿得整整齐齐、得得体体下楼排队，一点都不马虎。那是上海滩“老克勒”们留下来的派头，衣服永远要妥帖。老克勒木心最懂此道：“一套新装，要经‘立’、‘行’、‘坐’三式的校验，立着好看，走起来不好看－―勿灵。立也好走也好，坐下来不好看――勿灵。立行坐三式俱佳，也不肯连穿两天。‘衣靠着，也靠挂’，穿而不挂，样子要废掉，挂而不穿，样子要死掉。”
如此这般的讲究，也是因为上海乃中国最早出现职业群体的城市。中国第一批银行经理，第一批电话接线生，第一批百货商店售货员，第一批速记员，第一批护士……都出现在上海，他们是中国最早过上城市化生活的人。
一家家生活方式类店铺涌现在上海街头，以更年轻的方式延续着这份对生活的在意。（图/unsplash）
但上海并非只有耽于享受的个人生活，它的城市精神正如它的地理位置，不南不北，不偏不倚，自有其调和南北而自成一体的“上海范儿”。1911年的南北议和，在上海；1919年北洋政府与护法军政府的和平谈判，还是在上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最具活力的文化批评流派，不在南，不在北，恰恰也在上海。
现在呢？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有论者认为，上海文化似乎有些落寞了。“五十年河东河西，谁来再给京派、海派重新梳梳辫子?离开上海时，我满脑子晃动着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怀旧的、通达的、忧愤的、精明的、高傲的、怪异的……什么时候上海再出一个张爱玲呢？”1993年，一位北京作家到访上海后，感到颇为失望。
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在上海出生和成长，从1980年代开始便留心上海文化。本世纪初，他也曾痛心地指出，上海文化只剩下一种文化，就是“小资文化”。小资文化的形式极多，最核心的特点是“非日常”，与一般平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制造身份区隔。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上海成为了世纪初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在许纪霖看来，那时的上海文化是萎缩了的：“这几年上海是发展了，成为全中国、全世界异域文化展览的码头，但上海自家的文化在哪里呢？”
上海静安寺。（图/图虫创意）
文学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屈指可数：作为曾经引领中国电影的重镇，已经很久没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了；戏剧上也乏善可陈，越来越肤浅和商业化。对比上海文化的黄金时代，上海人许纪霖不能不感到失落：“要知道，过去的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公认的全国文学、电影、话剧中心啊！”
也许历史总会有轮回，当我们再次来到一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许纪霖认为，这几年文化中心的C位重新回到了黄浦江边，“孔雀东南飞，许多科技、人文、创意和艺术精英从北方南下，驻窝在张江、前滩、徐汇滨江、苏州河畔”。这几年上海引人注目的city walk、咖啡浪潮、学术酒吧、动漫展、大型演唱会、话剧表演、脱口秀、艺术展和电影节，或许就是这一文化复兴进程的第一批结果。
在年轻人口中，这座城市更常以“魔都”的代称出现，它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魔幻气质。（图/unsplash）
这个新的上海文化与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个老上海，有什么因缘？作为第三代上海人，他印象中的上海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代年轻人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带着这些疑惑，我们在上海采访了许纪霖。以下是他的回答。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紫江学者，多年来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从绍兴到上海，
一个典型的上海移民家庭
新周刊 ：我们从杜亚泉先生说起，你的家族是随着他来到上海。他与许家是什么关系？
许纪霖 ：我是上海第三代移民，原来老家在浙江绍兴，爷爷那辈来了上海。杜亚泉是我奶奶的伯父，现在来看，关系似乎很远，但那时候我们说一个大家族，亲族之间的关系是很近的。
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杜亚泉已经是很有名的文化人，办过学校，办过报馆，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后来主持商务编译所理化部，还兼任过著名的《东方杂志》的主编。他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编译了很多博物、理化、算学等科学类的图书，可以说是近代自然科学最早的启蒙者之一。
杜亚泉在上海扎根之后，就把我们全家都带出来了。我们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家族，我爷爷往上历代都是做师爷的，我奶奶那边家族也出了很多文人。那时候中国人很注重家族、同乡关系，一个人出来了往往把一家子都带出来，所以当时理化部有很多绍兴人，国文部大部分是常州人。杜亚泉的堂弟杜就田是我的曾外祖父，当时也在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做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