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音赏乐：驰名歌剧界的“歌王”夏里亚宾说他“曾经到过中国”

更新时间：2024-10-22 13:52  浏览量：42

 夏里亚宾在哈尔滨点滴

前不久，我在哈尔滨音乐学院听说当年夏里亚宾在哈尔滨的故事，查阅资料果不其然，哈尔滨是以音乐闻名于世的，哈尔滨培养了大批的音乐人才，我觉得这和像夏里亚宾这样的音乐家造访哈尔滨市有直接的关系。

夏里亚宾在晚年的时候，非常想到东方访问，因为他一直忙于在欧美的演出活动。所以他说他要庆祝自己演出50周年时，希望能够自豪地讲“我曾经到过东方。”

这个理想终于实现了。他到中国来时已经63岁了。他说，“我在演出之后就准备告老还乡了，搬到一个农村去，留起胡子和长发，钓鱼、打猎，甚至改名换姓。让大家就此不知道我了。”

因此，到东方、到中国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梦想。那是1936年春，他终于来到中国演出。当时他对哈尔滨的印象不是太好，他说：“哈尔滨太脏了。”但他又补充了一句：“春天来了嘛，春天处处都有泥泞，这也不例外。在巴黎也是如此。”但是哈尔滨人，哈尔滨的观众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夏里亚宾，1873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做苦力，修过鞋子、扫过马路、搬过重物，但他的艺术天赋很高，嗓音洪亮、音域宽广，外加勤学苦练，终以顽强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成为享誉世界的男低音之王，为祖国俄罗斯赢得了国际声誉。

有一次，他还和高尔基一起去考合唱团，他没考上，高尔基却考上了。后来他在国外漂泊十几年，始终未能回国。但是他一直是热爱祖国的。

1901年，旅美德籍工程师伯里纳和约翰逊合作开办的唱片公司，邀请夏里亚宾录音，令他在众多歌唱家中最早涉足唱片业，而《伏尔加船夫曲》也因唱片传遍全世界。

他到哈尔滨的时候，是从日本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坐船到大连，从大连经过沈阳、长春来到哈尔滨。到哈尔滨的日子好像是3月7日。他到了这座城市以后就病了，所以他的演出时间延迟到3月16日、19日、20日。据说当时哈尔滨的报纸还报道他第一次演出时发烧了。第二次登台时，陪伴他的人说，本来夏里亚宾的身体还是没有完全恢复，但是他不愿意使大家失望，所以他还是带病给大家演出了。

因此他在哈尔滨演出时身体欠安，但他唱的歌曲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不仅对俄罗斯的观众有很大影响，对中国观众也有很大影响。

当时，夏里亚宾住在中央大街的马迭尔旅馆，他将要演出的美国电影院就在附近的一个街道里。他自己一人散步去看过这个电影院，并且比较满意。所以整个演出给他的印象也非常深。

我记得我小时候最早知道的俄罗斯歌曲就是他唱的《伏尔加船夫曲》，后来因为工作原因也从上音的温可铮教授那里再次聆听这首歌曲，而且至今还能哼唱这首歌。

夏里亚宾还演唱了好多歌剧。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夏里亚宾这个伟大的歌唱家的话，俄罗斯作曲家们创作的许多杰出的歌剧要想推广到欧洲甚至推广到世界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出现了这么一个声音优美的男低音，所以他把俄罗斯那种浑厚的、深沉的歌剧带到了欧洲，带到了世界。

据说当年夏里亚宾来哈尔滨的时候，大街小巷到处都飘荡着夏里亚宾的歌声，不仅如此，在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都悬挂着他的照片，许多人都盼望能得到他的签名。

有一个笑话，因为他住在旅馆里经常需要签单，后来旅馆的侍者又拿来一沓纸，他说怎么还让我签单呢？侍者说：不是，是大家求您给签名呢。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俄罗斯歌唱家维尔金斯基也来哈尔滨演出，但是从艺术成就和艺术影响方面来讲，夏里亚宾要比他高出很多。

当时也有些中国老师们趁夏里亚宾来访期间向学生们推广那些俄罗斯民歌。

夏里亚宾在上海

许多著名的俄罗斯音乐家曾经在民国时期来上海访问演出过，其中1936年夏里亚宾的上海之行，最让上海观众着迷，以至于其代表作《伏尔加船夫曲》那深沉悲壮的歌声，久久回荡在黄浦江上空。

    虽然夏里亚宾在沙俄时代红极一时，但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新政权仍然不计前嫌非常器重他，1918年，夏里亚宾被政府授予“人民演员”光荣称号。1921年夏里亚宾获准出国演出。在旅居巴黎期间，偶然发现两个衣衫褴褛的俄罗斯妇女带着几名残疾儿童乞讨，心情十分沉重，便通过一位神父向法国当地的俄罗斯难民捐款5000法郎。

谁知这一善举竟酿成大祸，夏里亚宾遭到国内苏维埃政权严厉批评，认为他的行为实际上资助了白俄近卫军。于是有人提议撤销他的“人民演员”称号，红色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更是发表作品大声呼吁。在一片偏激舆论声中，果真夏里亚宾被取消了“人民演员”头衔，存放在国内的财产惨遭没收。夏里亚宾痛苦万分，但是他不敢回国，只能继续周游世界各国，受聘在意大利、英国、美国等地的大剧院演唱，风靡一时。夏里亚宾尤以演唱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威尔第的《唐卡洛斯》、马斯内的《唐吉诃德》等作品驰名歌剧界，被誉为“世界歌王”。

1936年2月22日，年逾六旬的夏里亚宾坐船从哈尔滨演出完后到上海演出。或许由于身份特殊，夏里亚宾的上海之行，沪上报纸几乎不见多少报道。他在上海的活动，也大都由白俄侨民团体安排，在汇山码头迎接他的，就是以沙赫玛托夫为首的白俄侨民。不过上海观众对夏里亚宾并不陌生。早在1931年，有声电影刚在全球兴起，德国著名导演巴布斯特执导《魔侠吉坷德》时，即邀请夏里亚宾担任主演。影片上映后，夏里亚宾那悲壮雄浑的歌声震撼影坛。1933年12月，该影片在上海公映，获得观众如潮好评。夏衍、阿英等著名文艺工作者纷纷发表文章，予以高度评价。

  夏里亚宾的到访，引起上海滩上众多影剧院老板关注。颇有生意眼光的卡尔登大戏院借题发挥，抢先在报纸上广而告之早已公映过的夏里亚宾主演的电影，“明天起开演《魔侠吉坷德》，世界大文豪西万提司氏名著，大歌剧家夏里亚宾唯一影片”“此片为夏氏献身银幕不朽大杰作，诸君可以最低廉的代价，饱聆夏氏歌艺。只映三天，火速定位，千载良机，幸毋错过”。卡尔登无非是想借夏里亚宾来沪之际，再度狠狠赚一笔电影票房，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夏里亚宾上海演唱会只准备举办两场，地点均放在沪上最豪华的大光明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酒香不怕巷子深”，丝毫没为夏里亚宾大做广告，且票价贵至6块银元。可上海歌迷闻听消息后喜出望外，特别是那些流落异乡的白俄，因为情感和艺术的双重驱使，更是趋之若鹜疯狂追捧，情愿饿上一天，也非得看上一场不可。

要知道那些白俄侨民大都具备极其深厚的艺术鉴赏能力，他们本身在上海的艺术活动就层出不穷，如今自己国家的世界歌王来沪演出，岂能不倾巢而出。因此演出票子被一抢而空，逼得大光明电影院在场内加设了许多临时座位，却依旧满足不了热情观众的需求。据现场记者观察，“观众以西人为多，华人次之，尤其是俄国人对于他更是如痴如狂”。可以想象，那些远离祖国的白俄，听着夏里亚宾天籁般的歌声，默念着遥远的故乡，心情好似伏尔加河上的波涛，汹涌澎湃，无法平静。

  由于夏里亚宾的粉丝捧场，两场演出均圆满成功，每晚的票房收入高达9000银元，除去大光明电影院的租场费1750银元，夏里亚宾的出场费4000银元，其余就统统纳入中间承包商囊中。在两场演出间隙的2月26日，上海文艺界人士于上海法租界内的法国总会，为夏里亚宾接风。租界头头、各国驻沪领事、社会各界名流济济一堂。

  夏里亚宾在结束北京和天津的演出后返回上海，打算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最后一场告别演出。4月7日，《申报》抛出重磅消息：“世界低音歌王夏里亚宾今日抵沪，定15日在沪作最后一次表演。”当天，夏里亚宾演唱了《跳蚤之歌》《波斯恋曲》《两个掷弹兵》和《老班长》等民歌。《伏尔加船夫曲》则是每场必唱的保留节目。这首古老的俄罗斯民歌也因此成为几代国人喜欢的经典名曲。当时年仅20岁的李德伦（新中国第一代指挥大师），就是在亲耳聆听了夏里亚宾的演唱后迷上了音乐，且为此奋斗终生。

  夏里亚宾离开上海后，白俄侨民日加诺夫编撰了一本《俄罗斯人在上海》的纪念册，收录了1600多张反映白俄侨民寓沪生活照片，其中就有多幅照片记录了夏里亚宾访沪演出的魁梧身影。

  来中国开演唱会两年之后，也就是1938年4月14日，65岁的夏里亚宾因患败血症在在巴黎逝世后，举行了非常盛大的葬礼。而且他的遗体经过剧院时，当局就希望他的遗体在剧院门前停留一段时间，让大家和这个伟大的俄罗斯歌唱家告别。

前苏联解体前，把夏里亚宾的遗体从法国巴黎移到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