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英雄儿女》《祖国颂》影片的谱曲经过（刘 炽）

更新时间：2024-11-10 09:07  浏览量：30

为《上甘岭》谱曲，从民歌中寻找“种子”

1955年冬，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沙蒙约我为他执导的电影《上甘岭》写全片音乐。

“刘炽，你的音乐我是了解的，这部电影有一首插曲。我希望这首歌要写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若干年后电影不演了，人们一唱起这首歌还会想起《上甘岭》，想起电影中的场面……”

我对沙蒙说：

“世界上的神枪手有两种：一种是指哪儿打哪儿；另一种是打哪儿指哪儿。我恐怕属于后者。老伙计，你提的要求太高了，我试试看吧。”

在这之前，我已写过了4部电影音乐：《人民的新旅大》、《陕北牧歌》、《走向新中国》和《祖国的花朵》。《人民的新旅大》插曲《柔和的阳光》、《陕北牧歌》插曲《崖畔上开花》、《祖国的花朵》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们在大地上栽种鲜花》已在全国流行，是很受欢迎的电影歌曲，所以沙蒙向我提出了这样过高的要求。

我拿来歌词一看，大意是：祖国啊，我的母亲，您的儿女远离您在朝鲜，但心中时刻想念您，为您而战斗……

这样自由体的歌词产生不了旋律，即使写出来也难以传唱，更达不到沙蒙“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要求。于是，我建议沙蒙请乔羽写词。因我已和他合作过《让我们荡起双桨》。

乔羽写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唱的《我的祖国》的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大家都满意。

我着手写歌了。我把自己关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小白楼”里（这“小白楼”是一栋精致的建筑，是长影高级招待所，供专家创作时住宿）。

我想，要想让人民喜欢你的歌，你首先要知道你的人民都爱唱些什么。我首先从50年代在全国人民中流行的民歌、创作歌曲中，精选出10首来。这10首是：《二月里来》（星海曲），《江南三月》（星海曲），《纺棉花》（沙莱曲），《对面山上的姑娘》（青海民歌），《五哥放羊》（榆林小曲），还有《小放牛》以及用《小放牛》改编的《卢沟问答》……

我用笛子吹啊唱啊，我终于从这些在全国极流行的歌曲中获得了灵感，找到了创作的“动机”（或叫做“种子”或“主题”）。我把《卢沟问答》中的第一句做《我的祖国》的种子稍稍动一下。“种子”找到了，接下来是如何将它开展下去，无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为保卫祖国为支援朝鲜人民而浴血奋战。他们在面临牺牲时，在生命弥留之际，痴情地怀念着祖国、故乡和亲人。他们的心灵深处纯洁、深情、火热、淳朴，我的歌就是以这“纯洁、深情、火热、淳朴”8个字为蓝图。在旋律的结构、和声的配置，合唱和乐队的烘托，我着力追求两点：1.民族风格；2.时代感情。

总体方案明确后，我将自己整个身心、感情投入创作之中。写这首歌独唱部分时，临牺牲的七连指导员的形象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当时他的呼吸已很急促，脑中闪现的是“艄公的号子”、“船上的白帆”，此刻，他多想再看一眼家乡的稻浪，再看一眼那滚滚的长江啊。但他已看不见了，只好请求护士小王“再唱一遍”《我的祖国》，小王流着眼泪抽泣地为指导员唱着，指导员就这样，心紧紧贴在祖国的怀抱中，含笑离开人间。

写副歌时，我自己仿佛就在坑道里，同战士们同声歌唱着：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这时的祖国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中，我感觉到全国人民同战士们在坑道里一齐歌唱。

在音乐上我是这样处理的：它的独唱部分共三段，每段五句。为了使这五句结构、乐意上对称平衡，我运用了中国古典诗词韵脚配调的规律，“承、起、转、合”到第四句，“听惯了艄公的号子”句，不让它舒展，而作为插入的过渡句，把结束感较强的乐句放在第五句上，让第四句以节奏短促，以F大调主和弦的典范进行：给第五句的调式转换做了准备，使第五句显得较新颖。紧接着，乐句又回到终止的主和弦上来。

这样，独唱部分全部完成。你要是用普通话来朗诵，音乐和你朗诵的四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旋律的美和语言的美结合起来了，只有“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的“听”字，旋律违背了四声的语音，但它给下面的高潮让路，这是合理的违背，在作曲上是可以的。

我的歌容易流传，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副歌部分，从内容和音乐形象上，需要将前面的田园风光、抒情画面变为壮美的大幅浓烈的油画。从前面对祖国、故乡、亲人的深切的怀恋，升华为感到祖国的伟大、可爱。在旋律上我采用了舒畅的长音，节奏上采用了弱起，使下面的长音、强音更有气势，更博大，调式上，我把前面出现过的乐句变为F大调的典型进行，并在副歌结束时把它转入属调上的完全终止，也就是运用中国调式转换方法达到调性变化效果，这一转换很新鲜，不会产生重复单调的感觉，全句结束时，由F大调五级、三级到主和弦。

电影《上甘岭》不仅仅是一首《我的祖国》，还有一首主题歌大合唱《英雄颂》，全片有24段器乐。《我的祖国》在影片中仅仅是首插曲，《英雄颂》才是主题歌，这是一首管弦乐加钢琴的大合唱，用在影片开始的片头和结尾，它是一首壮烈雄伟的男性美的合唱，它表现了我们志愿军气贯长虹、惊天动地的风貌，表现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气概！

录音完了，沙蒙紧握着我的手说：

“刘炽老弟，感谢你，我们全体摄制组都感谢你！我所要的，你给了我；我没想到的，你也给了我。这音乐和歌曲简直太好啦！＂

电影上映后，一位艺术界前辈对我说：

“我听出来了，刘炽，你在《上甘岭》阵地上找到了一个深情柔美的女儿，那就是《我的祖国》。你又找到了一位英勇顽强的儿子，那就是《英雄颂》。”

“是的，”我感动了，他能理解我的苦心，“你太理解我了，我很感激”。

为《英雄儿女》谱曲，表现心灵的高尚和纯美的感情

1964年，长影的两部重点片《英雄儿女》、《兵临城下》都约我作曲。

《英雄儿女》影片的音乐，我接还是不接，我犹豫着。因为这之前，我已写了抗美援朝为题材的电影《上甘岭》音乐。《上甘岭》的音乐受到了广泛欢迎和较高评价，同样的题材再去写它，我怕超越不了自己。

正在犹豫当中，辽宁省委书记周桓给我打来电话，“下命令”让我一定要接《英雄儿女》，我向周桓书记说了自己的顾虑。

“刘炽，我相信你准能写好，准能超越自我！”

周桓是我国早期参加革命的高级领导人。1955年第一批被授衔上将，任东北大军区政委、中央委员。1959年的庐山会议，他受到严厉批评，说他对彭德怀的批判“软弱无力”，而彭德怀却充满感情地说：“周桓是个大老实人。”

庐山会议后，周桓被降职下到地方上，任辽宁省委书记，主管文艺方面的工作。

他是个很懂文艺的高级领导人，在苏联养病时，常常愿和一些苏联的大艺术家、名导演交往。回国后，他亲自参与一些剧目的排演，被文艺界誉为“全国总导演”。

周桓主管辽宁文艺后，为了使辽宁文艺振兴，特派省委宣传部部长安波、省文化厅厅长兼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洛汀到北京，动员一批北京的专家到辽宁来。我也正是这个时期被动员调到辽宁歌剧院的。周桓还让洛汀、安波把正在黑龙江监督劳动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也调到辽宁。由于张权是被《人民日报》点名批判的“大右派”，安波、洛汀没敢去调，怕找麻烦。后来，周桓一直耿耿于怀，“为什么不把张权调来？右派怎么就不可以唱歌了嘛？”

到辽宁后，周桓对我特别厚爱，为我创造了在当时难得的创作的宽松环境。当时已是反右派、反右倾之后，我又是戴着右倾大帽子“紧箍咒”的人，周桓却处处护着我、关照我。

来到辽宁，我想把在北京中央实验歌剧院已基本完成的大型歌剧《阿诗玛》最后完成并在辽宁歌剧院排演。马上得到周桓的支持，他亲自给我批了经费，我和编剧李坚、郦子柏、女主角顾正兰等人赴云南，深入到撒尼人生活的圭山石林，体验生活。后来又给我批经费、假期，让我到西安老家潜心写管弦乐总谱。1963年1月1日，我的歌剧《阿诗玛》终于在周桓的大力支持和亲自参与排练下，在沈阳的艺术剧场上演。

《阿诗玛》上映后，观众反应十分强烈，新华社为此发了报道，文中说：

“作曲家刘炽在这部歌剧中运用了序曲、间奏曲、舞曲、独唱、重唱、伴唱、合唱等各种歌剧的表现手法。这是一部从头唱到底的歌剧，作曲家创造了大量宣叙调，剧中只有极个别地方用说白。”

“这部歌剧风格新颖，以抒情见长，它采用了民族音乐的语言并大胆借鉴了西洋歌剧的多种多样的手法，来塑造人物和表现戏剧冲突，这对发展中国的新歌剧事业，是很有意义的探索。”

中央广播电台国际部还录了音向外国播放。

生活上，周桓更是照顾得无微不至，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辽宁供应十分困难。周桓经常派他的联络员张志新（在“文革”中被割喉管杀害），来我家看望，派人送些烟、酒、茶和副食品。

1993年10月27日，周桓在解放军301医院病逝。病危时我和老伴李容功赶到医院，周桓已不能讲话了，但是清醒的，他紧握我的手直点头，我的妻子俯下身，把他另外一只手轻轻托起，贴在她泪流满面的脸上……

周桓“下命令”，我哪能不领命？他又是这样信任我，认为我在写军队、写抗美援朝的题材，如《上甘岭》，并不是顶点，我能够超越自我。

我答应了武兆堤的约请，让他把本子拿来，我先看看本子。

导演武兆堤把本子送到我手中，我只读了一遍，就被故事情节和这一群姓王的英雄——王芳、王成、王文清、王复标吸引住了。还有数不清的英雄：炊事员老王、老李、小通讯员、朝鲜的金大爷……这些英雄激励着我使我有了灵感，进入了“角色”（即创作前的作曲状态）。

也许有人会说，你尽讲些废话，不是的，这都是正经话。怎么能想象，一个作曲家，他不进入规定的情境，那些他要描写的人物，表现的人物，不在作曲家灵魂深处萦回缠绕，只凭所谓的技巧，就能写好你要表现的人物和剧情？拿起笔就写，写出来再看，这叫盲目施工。

这部电影共写了四首声乐：主题歌《英雄赞歌》，王芳的说唱《歌唱英雄的炊事员》，大合唱《向我开炮》和大合唱《宣誓》。还写了二十七八段器乐。

主题歌我原请的仍是乔羽来写词，乔羽也答应了，但到时候不知什么原因不来了。武兆堤催得紧，我立即找了在长春吉林师大的公木同志，请他来为我写歌词。

我向公木提出我的想法：1.不是挽歌，是颂歌。2.不是用眼泪，用儿女情长，而是用英雄的痴情和博大胸怀，来歌唱顶天立地的英雄。3.不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说教去教训观众，而是以心灵的高尚和纯美的感情去感染观众，呼唤人们正气昂扬，继续前进。4.一定要写中华民族、当代人物的英雄气概，绝不是拿破仑式、马特洛索夫式，也不是岳飞、郑成功式的英雄。

公木同志很快写出了三段歌词：

风烟滚滚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晴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地陷进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手擎。/两脚熊熊蹚烈火，/浑身闪闪披彩虹。/一声呼叫炮声隆，/翻江倒海天地崩，/双手紧握爆破筒，/怒目喷火热血涌。/敌人腐烂变泥土，/勇士辉煌化金星。

这词写得深情博大，壮丽磅礴，我读了歌词，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了。

用什么素材？总之，得有个适合此情此景，与王成、王芳人物相近的种子。

1940年，我随内蒙古文艺考察团到伊克昭盟我的一个内蒙古干妈妈家，她是远近闻名的歌手，她会唱好多好多民歌，她给我唱的歌，还有其他一些歌手唱的歌，我都记了谱，一部分用在了我1940年写的、我的第一部歌剧《塞北黄昏》中。老妈妈给我唱过一首《巴特尔陶陶乎》，“巴特尔”是蒙语的“英雄”，“陶陶乎”是人名。即“英雄陶陶乎”，这是伊盟乌审旗的民歌。

在草原上，用四胡、三弦、笛子（还有大正琴）伴奏着，我的干妈妈十分动情地唱着它，使我对“陶陶乎”这位蒙族英雄崇拜敬仰之至！从此，这首《巴特尔陶陶乎》深印在我的脑中，入了我搜集的民间音乐旋律的“宝库”。

1942年，在延安，一个音乐会上，我们鲁艺的大提琴教师张真黻，他也是我们鲁艺的小提琴教师，他教过我。张真黻演奏了大提琴独奏曲《黄昏的景色》。《英雄陶陶乎》的旋律有着草原英雄勇、壮，却缺少深情。而《黄昏的景色》有着深情的部分。我选用了这两句相近的音型，作我《英雄赞歌》的种子，音乐种子确定了，紧跟着来的应是如何延续它、发展它，使它成为乐句、乐段，然后形成完整的作品。采用什么方法，造成什么结构，体现出什么感情和人物形象，这些在伏案前已一一解决了。在写作的时候，是纯感情的，一群志愿军的英雄包围着我，占据着整个身心，使我一气将《英雄赞歌》的独唱写完。

正歌顺律成章，接下来是第二段、第三段，下面再没歌词了，我却是言未尽、意正浓，音乐也没推向更大的高潮。如果去找公木再续上副歌，这时他已回吉林师大了，等找到他，我创作的激情也过去了。

于是我自己续上了四句，作为副歌部分：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写出了这四句词后，我立即作曲。副歌，也称为叠句，这种形式起源于宗教歌曲，后来运用到军队歌曲，五十几年前逐渐运用到群众歌曲和合唱歌曲中。它经常是把前面一段或几段歌词中最精华的部分，加以提炼和升华，而后在情感更高水平上出现，有时可以与前面形成强烈对比，如《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都是属于造成强烈对比的。在《英雄赞歌》里，它只是升华再升华，把志愿军的英雄气概，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它推至情感的高峰，使唱者听者，对英雄的崇敬和热爱达到极致。

后来，我找到公木，唱给他听，公木对全歌很满意，尤其认为我续的四句副歌“比较精彩，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从1964年至今，《英雄赞歌》经受了30年的考验，它也成了人们喜爱的歌曲，凡重大节日或晚会，是女高音抢手的曲目。1994年，龚七妹（全总文工团女高音歌唱家）告诉我：“我们团庆祝国庆45周年，《我的祖国》团里指定由我一直唱着，其余四个女独唱演员全报的《英雄赞歌》，团长没办法，只好让她们四位每人唱一遍，让大家评选。”

这种情况我所在的团也发生过。

电影一出来，我收到了好多好多信，有人说，他看了十来遍，就是为了听这部电影音乐。“二十一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评选”的发起人王石，还有北京电视台的编导陈大利、周星，北京教育局的许志矛等好多好多人，他们来我家一谈起《英雄儿女》的音乐就激动得不得了，他们甚至把我电影中的器乐部分（二十七八段）都能背着唱出来。北京电视台搞了一个关于百部爱国主义影片的大赛节目，其中一项：播放了三段《英雄儿女》的器乐曲，问题是影片哪几个场面的音乐。四个代表队，全答正确。当时请了我，让我宣布答案。我真没想到，这四个代表队竟然能知道每段音乐在影片中哪个场面出现。从这四个代表队队员的年纪来看，1964年我写这部片子时，他们大多还没出生。这大概是我的音乐还有点魅力吧。

不少人对我说：“刘炽老师，您的《英雄儿女》的音乐比《上甘岭》还深情、还博大，您在抗美援朝为题材的这两部电影中，实现了自我超越。”

为《祖国颂》谱曲有感于周总理阻止改词

1957年，中央新闻电影厂的总摄影师兼编辑张召滨同志约我，为他拍摄的《庆祝1957年国庆节》作曲。这部片子是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宽银幕文献纪录片。

这部纪录片除主题歌《祖国颂》之外，还有一首终曲合唱《今晚到处都有歌声》，还有八段器乐曲。

我请乔羽给我写歌词。合唱完成后，张召滨干脆把《庆祝1957年国庆节》的片名改为《祖国颂》。

我在《祖国颂》曲式结构方面，采用了大三段体：即A、B、A式。

A段：雄伟、辽阔的混声合唱，柔美深情的无言歌，以此起彼伏的复调手法表达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和赞叹。在无言歌的陪衬和烘托之上，洒脱庄严的男中音朗诵，对祖国的深情浓缩为简练的诗句：

“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造成明朗、热情、辉煌、壮丽的气氛。紧接着是乐队与合唱欢乐而热烈地交错进行，引出了表现亿万人民以坚强的步伐，前进在祖国大地上的进行曲。

B段：通过间奏，以速度减慢，力度减弱，配器变柔，竖琴水流般的琶音，为下面颂歌的出现，造成顺理成章的意境。男女高音明媚的领唱，混声合唱：把人们带到了江南塞北，看到了滚滚的铁水、如山的粮棉，还有那漫山遍野的羊群。

再现A段：不是简单地重复，在创作手法上进行了大胆的再展开，用复拍子12/8、6/8的节律，以更欢快、更热情的气氛，把开头的四句声部领唱变成了混声合唱。尽管歌词与前面的A段相同，但音乐给人以更壮美、更雄劲的感觉，呈现出辉煌而博大的终曲效果。

《祖国颂》从一播映，就广受欢迎，流传开来。这部大合唱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偏爱。从1959年开始，周总理亲自指定了《祖国颂》是欢迎外国元首的必唱曲目之一。秋里（中央乐团指挥家）向我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在一次欢迎国家元首的庆宴上，秋里指挥中央乐团演唱《祖国颂》。当时正是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年代，今天这个地区“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明天那个县城、村庄也宣布自己是共产主义县城，是“共产主义村”。我妻子所在的那所学院，一个宿舍，大家把肥皂、牙膏放在一起，共同使用，也说成是“共产主义宿舍”了。

在这种形势下，秋里脑子也发热了，把其中的一句歌词：“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改成了“……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演唱完毕，总理走到秋里面前，对秋里说：

“秋指导，你是把歌词改了，是吧？”

秋里还挺得意，回答：

“总理，是改了。您看，连徐水县都宣布进入了共产主义，这样改一下跟得上形势。”

总理马上和蔼而又严肃地对秋里说：

“秋指导，我看这样改不妥吧，还是改回来的好。”

秋里回忆这一段往事，无限感慨。他对我说：“总理不但会唱《祖国颂》，连歌词都背过了。那天，总理批评了我后，我一夜都没睡好。我后来才领悟，总理的批评不是针对我个人，而是对当时大刮‘共产风’的极左思潮的批评啊！”秋里还说：“《祖国颂》我指挥了几十年，我对这部作品的感情不亚于您作曲家本人，真的，这部作品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