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从“靡靡之音”到“怀旧金曲”——海派歌曲的前世新声
更新时间:2024-08-28 10:10 浏览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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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海派、江南”是新时期上海的三大文化品牌,耕耘在海派流行歌曲园地的创作者们,如何总结曾经的辉煌,结合当下主题如何为海派音乐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如何再创中国流行歌坛的高峰?上世纪90年代起,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院长王勇对老上海音乐文化研究颇为关注,花费了十年时间,从八千余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唱片中,编辑、整理、修复、出版了《上海老歌1931-1949》共20张CD、400首原人原唱,完成专著《上海老歌纵横谈》,主编了《上海老歌金曲100首》,是目前华人地区最有影响的老上海音乐文化研究学者之一。本期大师课我们就跟着他来了解海派歌曲的前世新声。
“时代曲”见证了流行乐坛
上一代海派文化的辉煌
从音乐家黎锦晖1927年发表《毛毛雨》起,到1949年,前后二十余年,有8000余首被称之为“时代曲”的流行歌曲在上海诞生,平均日产一首。前辈音乐人凭着“奇异的智慧”创造了奇迹,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华语流行歌曲重要发源地。
这些优美动人的歌声曾缭绕在车水马龙、万家灯火的申城上空,“从小烟纸店那抹闪着蜜黄灯光的窗口到夜夜欢宵的舞厅歌坛”,曾经喧闹地装饰过一个繁华的时代,见证了这流行乐坛上一代海派文化的辉煌。
她余韵袅袅,其中不少优秀之作传唱至今,成为华人世界中永恒的“怀旧金曲”。而众多的歌手,像周璇、白光、王人美、白虹、姚莉、欧阳飞莺、吴莺音……将她们的声音抒写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
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
基本上与海派音乐是重合的
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端与海派音乐,它们都诞生在上海,黎锦晖先生最早写儿童歌曲,比如“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就是他的早期作品,后来还写了不少家庭爱情歌曲。黎锦晖先生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的鼻祖,也是中国新歌剧的鼻祖,又是中国爵士音乐的鼻祖、中国流行音乐的鼻祖。
在短短的十多年间,唱片这个行业在上海开始有了非常大的飞跃。不仅是技术,在传播、市场、经营管理以及创作,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音协做的主要工作其实侧重于创作这一块,就像兢兢业业做海派歌曲征集活动,这些获了奖的歌曲接下来是否能够传唱出去?是否能造成比较大的社会影响?这就不仅是创作层面的事了。
可以看看当年前辈们的做法。一是有好的载体才能呈现这么大的场面,唱片公司就是最好的载体。当年在上海有一堆国际唱片公司的上海分公司,更多人津津乐道的第一家肯定是“百代”,因为它来得比较早。
那时在欧洲有很多指挥家不愿意自己的乐队录唱片,因为他们觉得有了唱片就没人来听现场了。当时中国的一帮梨园老板却很有远见卓识,他们反而觉得录唱片可以扩大影响力。唱片公司老板看到了上海的唱片市场的需求,逐渐开始在上海做唱片的生产车间,于是“百代”在衡山路买了一块地,把当时亚洲最大最好的录音棚建在了那里,那个棚一直到1980年代都还很厉害。
唱片的生产规模也就随之迅速扩大,当年一家工厂最高年产量号称可以达到300万片唱片,有的时候加班加点地运作,都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产业一旦起来了,就会进入良性运转。
很多著名歌手,比如周旋、白虹、姚莉、王人美、白光,她们的声音通过唱片传播,直到今天依然是好声音的范畴,当然当年也有很多助推的方法,跟今天其实也很像。电台一定是最强有力的推手,电台举办各种各样的播出、比赛,如白虹就拿到过当年比赛的金奖,当时也是她的全盛时期。
为海派歌曲的发展前景思考和探路
这些老歌和歌手,我们只能说华语乐坛的第一个高峰是属于上海的,想要有第二个、第三个高峰,还是要为海派歌曲的发展前景思考和探路。当年,前辈们创立的海派歌曲,最关键的因素是人无我有——中国没有第二个地方有这个条件做这个事。
上世纪50-70年代,上海有不少好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与“海派”两个字或许难以挂钩。上海的作品和北京的、其他地方的作品似乎没有明显的差异,例如《梁祝》《红旗颂》《黄河》……如何区分。歌曲就更多了。1950年代,上音还组织过一批同学下乡创作,再往后,主题基本上是相近的,内容也是相近的,演唱方式也很类似,所以当你失去“特征”的时候,就没有资本去谈“海派”了。
海派文化最终的定义
是要找多个文化特性的交融点
所谓“海派文化”,今天在民间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混搭文化”,单一的一定不是海派的,两种或三种以上的文化混在一道,才可能是海派文化的代名词。海派文化最终的定义,还是要找到多个不同文化特性的交融点,因为在上海这块土地上形成了交融,我们才能够提出上海所特有的文化形态。
通过一个歌曲来营造一个时代,那么就会牵涉到,到底哪些部分是适合用歌曲这种艺术形式来打造的,哪些方面或许并不太适合,到底要营造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这个对于我们的词曲作家在新的时代里面要凸显某一个你想抓住的时代特征,这个难度还是有。
往往我们评价一个作品的好坏,就是在创作那首歌的年代里,它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但是过了20年你再听,时代性已经过去,艺术性仍然存在。最好的诠释就是那首《我和我的祖国》,当年这首歌的创作是很有针对性和时代感的,但是今天回头看,这歌似乎时代感不强啊,就是这几十年你几乎每年都可以唱,再唱三十年问题也不大。
现在这个时代有极大的宽容度和开放度,这个时代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主题性,我们在这个时代,你想留下什么?或许要把你个人的人生经历要跟大的环境、跟现有的技术手段放在一道考量,尤其当今天多媒体、全媒体时代的到来,这项工作就变得更具挑战。
另外,传播的广度往往是一个作品最后能否变成一个强势作品和流传作品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谓以古为镜,目的是打开一扇窗,了解一下当年我们的前辈曾经打造的海派音乐文化或者说华语乐坛的第一个高峰,这很重要。
文:王勇
图:范筱明、上海文联
编辑:杨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