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唱好中国歌了吗？| 争鸣

更新时间：2024-12-06 15:54  浏览量：7

文 | 张燚

前不久，《音乐周报》刊发争鸣文章《四大声乐比赛：中国选手偏在哪儿？差在哪儿？》（以下简称《差在哪儿》），对中国选手在国际A类声乐大赛中的表现“深感遗憾”，我也有同感。《差在哪儿》不认可“中国人只要唱好中国歌就可以了”，我也不认可，并且认为“中国人唱好中国歌”远比“中国人唱好外国歌”更重要。

那么，接下来就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中国人唱好中国歌了吗？

让我们暂时把眼光投向20年前。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声乐比赛（以下简称“青歌赛”），评委、中国传统音乐学者田青在规定的3分钟发言时间内对民族唱法进行了激烈批评，引起全国电视观众的极大反响。全面体现田青理念的是他在2004年“第二届南北民歌擂台赛学术研讨会”上题为《民歌与“民族唱法”》的发言，发言中他明确主张“民歌手不要轻易去音乐学院学习”，极力反对音乐学院奉为圭臬的“科学唱法”，并痛陈“民族唱法就是用美声唱法唱中国歌”。后来获得“新中国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歌唱家王昆也在2004年的《中国艺术报》上发表声明：“专家的美学观点已经和老百姓不太一样了。直到现如今，我仍认为问题还没解决。我认为声乐界应该展开理论研究。”

田青和王昆等人的观点有没有道理？我们不妨从“咬字”“风格”“情感”三个方面来判别。之所以选用这三个方面，是因为《差在哪儿》的影响：该文认为参加国际声乐大赛的中国选手有三大偏差，“咬字不准确”“风格有偏差”“情感值得推敲”。

这里我们探讨的主要是咬字。“中国歌唱家唱中国歌，咬字难道还会有问题？”如果抱着这种态度来咬字，咬字一定会出一系列大问题。

第一，是“倒字”问题。无论是汉语还是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国歌所使用的中国话都是声调语言。声调的突出表现是音高变化，如果歌唱家不注重字的声调而照着谱面音高去唱歌，就很容易出现唱字音高背离唱字声调的情况。青歌赛的观众规模较大、互动较多，选手唱汉语歌曲频频倒字即引起观众的困惑。如今青歌赛已停办，较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是中国音乐金钟奖声乐比赛。相对而言，金钟奖观众少、互动也少，虽然没有观众指摘倒字，不过据笔者观察，倒字情况整体来说份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第二，是“橄榄腔”问题。歌唱咬字吐字时音量“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腔”如今既是歌唱理论的常识，也是歌唱实践的常态。但“橄榄腔”并不符合汉语的性格。比如汉语的“好”字是第三声，降升调，其发声乃是“两头大中间小”。第二声和第四声分别为上升调和下降调，整体皆为“头大尾小”。即便是第一声的高平调，汉语发声习惯也是“两头稍大中间稍小”（视觉形象类似书法中的“一”字）。“橄榄腔”在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周大风的《24腔》（后发展为31腔）中只是众多腔式中的一种，如今却几乎被认为是惟一的一种，这也难免会带来“千人一面、万人一腔”的评价。

第三，是不知道“字腔”和“过腔”的问题。中国歌曲的一个唱字，整体而言远比西方歌曲的一个音节持续时间更长。这时候，它就要分出字腔和过腔并使中间略断。字腔部分要完成字的声母、韵母和声调，所配旋律走向一般来说要符合唱字的声调——否则就会倒字。过腔部分则是自由的华彩。所以，不必担心“依字行腔”会让歌唱单调，却需担心唱字的“橄榄腔”会分不出字腔和过腔。比如京剧《西施》中“水殿风来秋气紧”七个字，梅兰芳的演唱为时47秒，如果只是7个“橄榄腔”，如何接得下这般起伏绵延？

第四，是方言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参加德奥声乐大赛的中国选手用普通话来唱德奥歌曲，却可以处处看到中国歌唱家在国内用普通话来演唱一切地域性的歌曲。民歌、曲艺、戏曲都具有鲜明的方言特色，比如越剧不能用粤语唱，也不能用普通话唱。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方言养一方歌唱，方言的声、韵、调对于歌曲性格来说既是基础，也是支柱、外貌和色彩。

以上四个明显的“咬字”问题，其实也是“风格”和“情感”问题。《差在哪儿》一文认为外文歌唱“语气、语调、语感的重要性占了50%”，而我认为中文歌唱的语言的重要性占了80%以上：无视倒字，就丢失了音乐的中国风格，以及情感沟通能力；不知道多姿多彩的腔式，就丢失了音乐的流派风格，以及情感表现能力；不去学习方言，就丢失了音乐的地方风格，以及情感感染能力；语言掌握囫囵吞枣，音乐风格和艺术情感也一定随之浮皮潦草……

暂不去谈“风格”和“情感”，只说“咬字”，我们声乐界现在的通用说法是“咬字问题已经解决”。但实际上，可能是我们至今不知道咬字的问题出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