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音乐家曹鹏的大爱交响

更新时间：2024-12-18 16:55  浏览量：2

2024年12月24日，著名音乐家曹鹏即将迎来百岁华诞，《大爱交响——曹鹏传》是其个人传记。全书按时间线索叙述了曹鹏从江南少年长成音乐大家的故事。全书完整地展现了音乐家曹鹏的人生经历，更从其经历出发，梳理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蕴含了近代以来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曹鹏是上海文化艺术界、教育界名副其实的先行者和示范者之一，也是广大艺术家和教育工作者的人生楷模和行动榜样之一。

破局有方的新总监

1989年，著名指挥大师卡拉扬逝世。

曹鹏闻讯，感到非常震惊和沉痛，他带领上海乐团立即筹备，举行了专场音乐会，纪念这位他敬重的大师。

奥地利大使专程从北京来上海出席了纪念音乐会。音乐会上，演奏了巴伯的一首崇高安详而忧伤的弦乐曲《柔板》及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其中《英雄》第二乐章是《葬礼进行曲》，也表达了曹鹏等中国音乐工作者对一代杰出艺术大师的崇敬和缅怀心情。

曹鹏不由回想起10年前记忆深刻的一件事。

1978年以后，港台流行音乐开始风靡内地，各地方的文艺创作、表演活动也重振旗鼓，蓄势待发。

展现高雅艺术与国际品位的演出交流活动也如约而至，文艺的春天到来了！

北京城内，酽酽阳光洒在宽阔的长安街上，远远驶来几辆自行车，载着几位当年中国的指挥家，兴致勃勃向首都体育馆进发。

1979年，柏林爱乐乐团首次应邀到北京演出，曹鹏那年54岁。上海交响乐团由指挥家黄贻钧团长带着曹鹏赴京观摩学习，他俩住在中央乐团招待所，每天都约好与指挥家李德伦一起，骑自行车去首都体育馆看排练和演出。

柏林爱乐乐团在北京演出了三场，曹鹏比别人幸运，多听了一场排练。最后一场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和中国中央乐团联合演出贝多芬《第七交响曲》，卡拉扬带领中国中央乐团的演奏家与世界顶级乐团联袂演出，这是卡拉扬指挥生涯中少有的现象，堪称当时国际乐坛的一件盛事，意义非凡。

有人曾问卡拉扬：“你挑选的演奏家都是精英吧？”卡拉扬回答说：“不！不是精英，而是超一流的精英！”此言绝非狂妄之词。那次在北京，曹鹏也切身感受到了柏林爱乐乐团的“超一流”：不仅对音乐追求极致，对其他与演出相关的事宜都力求完美。那时，中国还没有可容纳大型交响乐团演出的现代化专业音乐厅，为了那次访华演出，柏林爱乐乐团提前半年就派专家来北京实地考察，他们走遍每个场馆、剧院，反复测试音响、研究讨论，最终才选择了相对可行的北京体育馆；演出时，他们还特意带来一块能够反射音响的巨型背板，足见其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当年卡拉扬在北京演出时，已经是70岁高龄了，当他站上指挥台，从乐曲第一小节直到乐曲终止，竟然未移半步，像巨人般地塑造着立体感、完整感的音乐形象，他在艺术上创造极致的完美，把交响乐指挥艺术提高到了一个划时代的境界。曹鹏看完演出后，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卡拉扬闭着眼睛指挥，他凭借内在的灵感来表达音乐的内涵与神韵，他的指挥发自内心。那惊人的艺术感染力和高超的指挥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得知卡拉扬一生非常自律、勤奋，“他永远背谱指挥，对艺术从难、从严、从高，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四点起床读谱的习惯，对一首乐曲的准备常常要花费几年的工夫。不得不感慨这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团队，他们精准的演奏，已经炉火纯青”。

艺术大师的高水准，无疑对曹鹏是一支“强心剂”，他开始拿出更大的激情、更多的勤奋、更深的严谨，全身心投入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音乐事业在整体上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发展基础薄弱、发展起步时间晚、文化经济政策不够完善，通俗音乐畸形发展与高雅音乐市场萎缩形成反差，我国音乐事业如何突破发展困境、与国际接轨，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亟待解决的问题。

上海交响乐尽管已经走上正轨、演出市场也一度复苏，但现状还是让曹鹏忧心忡忡：当时，上海八个专业音乐团体的乐队编制都不齐全，由于不少演员相继出国、退休、改行，乐团几乎每次演出都要四处借人，七拼八凑，因此，每个乐队都很难较多地积累保留节目；而作为培养专业音乐人才的音乐学院，又因新生难招，附属中学的学生不愿升大学，大学毕业的或出国或改行，难以输送“新鲜血液”，音乐人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恶性循环。从事严肃音乐与从事通俗音乐的音乐工作者收入倒挂，因此，刻苦排练的风气少了，一些演员晚上便到音乐茶座、舞厅、音像唱片公司去“赶场子”挣钱，影响正常的排练、演出，而把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合唱指挥家马革顺教授当时也提及，目前没有一名学生跟他学指挥，当全国几十家音乐团体向他“索要”合唱指挥时，他只得苦笑说现在没有学生愿意学合唱指挥，因为搞这玩意儿挣不到钱。学声乐的不愿唱合唱，搞合唱的又极少有演出机会，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声乐艺术还是要看合唱水平，但当时全国合唱指挥来源几乎枯竭，除了中央乐团外，各地都在告缺。

曹鹏看到我国音乐事业发展的不少弊端，大力呼吁调整文化政策，助力严肃音乐发展！

1988年，是63岁的曹鹏身份转变的一年，虽已年过花甲，曹鹏肩负的责任却有增无减。九月，时任上海市文化局肖炎副局长专程来到曹鹏家拜访，希望调曹鹏去上海乐团任艺术总监兼指挥。原团长、作曲家陆在易曾多次打报告要求辞去团长一职，因大量的行政事务已严重影响他的创作。文化局慎重研究后，又在上海乐团进行了民意调查，请乐团骨干提出最心仪的乐团领导人选，投票结果，大家都写着“曹鹏”二字，所以才有了这次登门拜访。

曹鹏感到十分突然。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工作20多年，已深深融入其中。这里有他尊敬的黄贻钧团长，有他崇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有一大批志同道合、技艺高超的演奏家，还有让他舍不得的是，这里有全中国最齐全的音乐资料，是学习指挥艺术的宝地。多年来，在黄贻钧老先生带领下，他和全团一大批资深音乐家团结合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艺术环境。曹鹏不免对此依依不舍，但他一直都以大局为重、工作为重，何况，还想到了自己的呼吁和建言，为了繁荣和发展上海的交响乐事业，自己必须身先士卒啊！因此，他还是做了一次“断舍离”。

那时，恰逢曹鹏作为中苏关系解冻的使者——上海五人友好代表团成员之一，出访列宁格勒，在代表团即将返程之际，中国驻列宁格勒总领馆张总领事为欢迎上海访问团举行招待酒会，列宁格勒市长霍德列夫出席，并告知代表团：原定明年回访上海，但为加快建立友好关系，现决定提前于今年12月率团回访上海！

霍德列夫市长的承诺，使曹鹏萌生了率上海乐团为苏方客人举行专场欢迎音乐会的设想。回沪后，他立即答应文化局去上海乐团，但提出“只借不调”的要求，因为上海交响乐团有很多优质资源，需要“娘家人”这棵大树支持；曹鹏又提出，请上海交响乐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秦淑兰出任上海乐团总经理，周志辉、毛佩玲任副总经理，老团长陆在易任艺术指导，并把原上海交响乐团首席柳和埙、乐队队长周生永，以及郑德仁、屠学淳、陈道益等一批业务尖子、能人请到上海乐团协助工作。有了他们相助，曹鹏就有底气了。

1988年9月，曹鹏走马上任。

当时的上海乐团，真可谓困难重重，经费欠缺、人才外流，运营更是举步维艰。与曹鹏同时走马上任乐团总经理的秦淑兰回忆道：“当时正逢上海乐团各方面最困难的时期。仅‘三产’（上海乐团依照相关政策成立的第三产业类企业）的电子琴工厂就亏损100多万元，行政经费也是入不敷出，人心波动，业务建设也面临重重困难……”

曹鹏接任上海乐团艺术总监之前，心里预料到会面临一定困难，但实际的情况还是让他出乎意料，没有想到这把担子这么重！他深知自己身上的责任，在了解情况后，调整好心态，曹鹏决定正视现状，迎击困难。在他的字典里，是没有“退缩”二字的。

曹鹏调整好思路，做好规划。首先，他要与上海乐团的领导班子达成统一认识，要把大家的心凝聚起来，团结起来，要大力提升乐团的业务水平，训练有素，以质取胜。他提出“提高质量，打开局面”的行动目标，既符合曹鹏一贯坚持脚踏实地的作风，又是切实可行的规划，这一目标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于是，曹鹏上午猛抓乐团的业务排练，下午又与秦淑兰奔波于各企业单位沟通为乐团筹款的事宜，曹鹏想方设法，调动一切可调动的力量，只为了让乐团的业务质量得到提升。曹鹏对工作、事业，有一股纯粹、无私的精神，他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名利，一切以音乐事业为立足点。为了上海乐团的发展，曹鹏甚至贴了许多钱，这个“秘密”，至今只有他的工作伙伴秦淑兰知道。当年，上海乐团有一个卡拉OK厅，作为“三产”补贴乐团，但是因为设备很差，眼看来的客人越来越少，乐团却没有钱买新的机器，曹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立即把女儿曹小夏刚刚从日本送给他的一套“健伍”牌高级音响捐赠给乐团使用。秦淑兰赞叹道：“他以无私拼搏的精神，率领乐团全体同志，在短短几年中创出了有目共睹的优异成绩。”

上海乐团在最困难的时期，得到过两位热心市民的帮助，曹鹏至今仍小心保存着两张已变得陈旧发黄的汇款单复印件。由于音乐演出环境比较差，市场萎缩，乐团的生存很艰难。有一天，乐团总经理秦淑兰告诉曹鹏，会计的账上，只剩下1000多元钱了。但那时上海乐团全团有300多名演职员。这些钱该如何维持生计、乐团如何继续运转下去，成了一个大难题。曹鹏听了以后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就落下眼泪。尽管处境困难，但作为乐团领导，身负重任，乐团的同志们又如此信任自己，曹鹏不想把这个状况告诉别人，只能自己想办法缓解困难。恰好在那段日子，乐团竟先后收到两张汇款单。一张是一位名叫张蓉伟的设计师寄来的，共有500元，在汇款单上，他留了一句“为普及交响乐尽一点微薄之力”。曹鹏感动不已，他根据汇款单上的地址，迅速联系到了这位热心的市民，向他表达了感谢之情，还邀请他欣赏乐团的音乐会。从此之后，两人成为好友知己，张蓉伟不但经常来支持乐团观看演出，还时常与曹鹏一起探讨交响乐。

另一张寄了100元的汇款单，上面的留言是“神望（往）的艺术殿堂万岁，略知贵处财政困难，寄上一些略表寸心”。落款是“上海雷锋路1号，上海一工人瞿”。一百元虽解决不了乐团的困难，背后却是这位市民温暖的鼓励和对音乐、对乐团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初，100元对于一名普通工人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数目。曹鹏看着汇款单，再一次热泪盈眶。遗憾的是，乐团当时到处进行打听，曹鹏也请杨建国写过一篇报道寻找这位捐款的人，但始终无法找到此人当面表示感谢。

曹鹏深知：两位市民的行动是为了支持音乐艺术，为了让艺术家们能更多地演出交响乐，为了让更多的市民得到艺术的熏陶，也为了我们这座城市。两张汇款单，一直激励着曹鹏全身心投入到演出之中，努力发展好上海乐团的业务，为市民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

在与乐团同志的合作中，曹鹏以他豁达坦诚的为人、心无旁骛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大家的敬佩和信任。他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集聚众人的智慧，团结大家的力量，对每一位同事都做到互尊互敬、互相帮助。在曹鹏和同志们的合作、努力下，上海乐团的状况逐渐好转，乐团的同志越来越有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