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德国古典音乐大奖
发布时间：2026-01-06 11:39:57 浏览量：12
2025年德国古典音乐大奖颁奖典礼现场
不少行业的年终总结，都喜欢以一种看似客观的“颁奖礼”形式呈现，古典音乐也是其中之一。在欧洲——古典音乐的核心腹地——德国古典音乐大奖（Opus Klassik）与英国的留声机大奖（Gramophone Awards）长期并行，前者面向欧陆，后者偏重英伦。两者既竞争又合作，在每个秋天携手总结着上一年度整个欧洲的古典音乐录音产业。今年，这两场典礼仅相隔三天。入秋的柏林，一个周末，两场活动，2025年德国古典乐界的“春晚”由此盛大上演。
就所有艺术门类而言，奖项若仍有意义，那只能是推广那些让人对艺术本身重新燃起希望的作品。否则，它本身就是绝望的象征。
一个公开的秘密
之所以称它为“年终总结”，是因为德国古典音乐大奖与唱片工业之间存在高度的利益绑定。根据官网信息，今年的评审共有十一人，六男五女：杜塞尔多夫音乐厅艺术总监米夏埃尔·贝克尔（Michael Becker）与莱茵高音乐节节目总监提莫·布科（Timo Buckow）代表艺术机构；“学校狂想”（Rhapsody in School）项目负责人朱莉娅·斯特罗贝尔·班施（Julia Ströbel Bänsch）代表教育界；德国电视二台（ZDF）音乐戏剧部主管托比亚斯·费伦（Tobias Feilen）、《世界报》（Die Welt）记者埃尔玛·克雷克勒（Elmar Krekeler）以及电台主持人拉丽莎·尼科洛夫（Raliza Nikolov）代表媒体。其余五位评委则全部来自出版与唱片业：华纳古典总监斯蒂芬妮·哈斯（Stephanie Haase）、Hänssler厂牌负责人君特·汉斯勒（Günter Hänssler）、索尼古典德国副总裁斯文·舒曼（Sven Schuhmann）、博浩出版社（Boosey Hawkes）作曲家主管克斯汀·舒斯勒-巴赫（Kerstin Schüssler-Bach），以及德意志留声机古典总经理克利奥帕特拉·索弗罗尼奥（Kleopatra Sofroniou）。
一个由至少五位利益攸关方组成的评审团，其评出的奖项“客观性”自然值得怀疑。但艺术奖项的吊诡正在于：艺术评价从来是主观的，所谓“客观”本就无法实现。借助这层遮掩，各大唱片公司得以心安理得地“分蛋糕”。
华纳古典旗下的男高音佩内·帕蒂（左）获年度最佳独唱录音奖
以今年为例，华纳古典旗下的男高音佩内·帕蒂（Pene Pati）获年度最佳独唱录音奖，26岁的小号手吕西安娜·勒诺丹·瓦里（Lucienne Renaudin Vary）获年度器乐演奏家奖，小提琴家奥古斯汀·哈德里奇（Augustin Hadelich）获年度室内乐录音奖，钢琴家法佐·赛伊（Fazil Say）获年度独奏录音奖。索尼古典更是豪取十一项大奖，获奖者包括角野隼斗、柏林劳滕古乐团（lautten compagney BERLIN）、作曲家汉斯·季默、钢琴家伊戈尔·莱维特、指挥克里斯蒂安·蒂勒曼与维也纳爱乐乐团、作曲家丹尼尔·布鲁姆伯格（Daniel Blumberg）、小提琴家韩沐夕（Eldbjørg Hemsing）等。德意志留声机所属的环球音乐集团亦满载而归：男高音本杰明·伯恩海姆（Benjamin Bernheim）与次女高音艾米丽·德安杰洛（Emily D'Angelo）分获年度男女歌手大奖，郎朗的圣-桑钢琴协奏曲录音拿下年度最畅销奖，小提琴家安特耶·魏特哈斯（Antje Weithaas）与钢琴家赵成珍获年度器乐演奏家奖，指挥家乔安娜·马尔维茨（Joana Mallwitz）则凭录制库特·魏尔作品获年度指挥奖。至此，最具分量的奖项几乎全部被华纳、索尼与环球三大唱片公司收入囊中。在官方提供给媒体的图片库中，这三家均有独立的获奖者红毯合影，规模之大不言而喻。而年度作曲家得主、爱沙尼亚作曲家尤里·莱因维尔（Jüri Reinvere），恰巧隶属博浩出版社。
次女高音艾米丽·德安杰洛获年度女歌手大奖
有了这些“巧合”，10月12日下午德国古典音乐大奖晚会（Opus Klassik Gala）开场前，德意志留声机总裁克莱门斯·特劳特曼（Clemens Trautmann）率先登台致辞，也就不足为奇了。特劳特曼同时还担任德国古典音乐大奖主办方古典音乐促进协会（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Klassischen Musik）运营公司的经理之一，协会股东包括古典厂牌华纳、索尼、德意志留声机，以及演出制作公司德意志古典（Deutsche Klassik）和慕尼黑音乐（MünchenMusik）。
当然，完全避免利益关系几乎不可能。每年上千张新唱片、数十个厂牌，定位为“行业奖”的德国古典音乐大奖自然难以绕开产业内部人士。即便是由媒体主导的奖项，如留声机大奖，其“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在艺术、商业与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考量之间小心行走。 但无论是今日的德国古典音乐大奖，还是其前身“古典回声奖”（Echo Klassik），自始至终都更像是一场行业的年度大会——一个古典音乐产业自我庆祝、自我确认的仪式。
两场典礼，厚此薄彼
今年大奖的获奖名单于6月25日公布，近四个月后，入秋的柏林迎来“德国古典音乐大奖周末”（Opus Klassik Weekend），包含两场活动：10月11日在米特区的圣伊丽莎白教堂（St. Elisabeth Kirche）举办的“德国古典音乐大奖音乐会”（Opus Klassik Concert）和翌日于柏林音乐厅（Konzerthaus Berlin）举办的“德国古典音乐大奖晚会”（Opus Klassik Gala）。两场活动都采用现场表演与授奖仪式结合的形式，这一设定天然孕育出一种张力：录音与现场的冲突。大奖所表彰的是录音，而当那些以录音获奖的音乐家置身观众面前时，媒介的幻象便无处遁形——录音可以被修饰，而现场暴露一切。德国古典音乐大奖在“录音奖”与“现场演出”之间的错位，恰恰揭示了媒介机制的虚伪。
首日晚会由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录制，并在翌日晚间电台播出；第二晚则完全为电视打造。柏林音乐厅的舞台上架起轨道摄像机与空中移动机位，观众席间穿梭着背负斯坦尼康的摄影师。虽然没有采用现场直播，但录制版在两小时后即上线ZDF电视台。整体感受上，电台传播的第一天更“听觉”，电视转播的第二天更“视觉”。
教堂音乐会由刚结束中国巡演回到德国的小提琴家安特耶·魏特哈斯开场。她凭借在CAvi厂牌与伯尔尼室内乐团（Camerata Bern）合作录制的彼得里斯·瓦斯克斯（Pēteris Vasks）《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获年度器乐演奏家奖。当晚，她演奏巴赫《d小调第二小提琴组曲》中的恰空，用十余分钟将复杂的变奏层层剥开，条理清晰、气息沉稳。CAvi负责人安德烈亚斯·冯·伊姆霍夫（Andreas von Imhoff）感叹她的变化：“十几年前的录音中，她充满激情与锋芒；今晚的演绎，却如此沉静而透彻。”魏特哈斯的演出，为当晚定下了一个几乎难以超越的高度。
随后，钢琴家达奈·多尔肯（Danae Dörken）与作曲家、颤音琴演奏家帕斯卡尔·舒马赫（Pascal Schumacher）登台，演出他们凭专辑Glass Two获得的新设奖项“年度新古典奖”（New Classic / Neoclassic）作品选段。一首出自菲利普·格拉斯，另一首是舒马赫的致敬之作。无论是格拉斯还是舒马赫，都与“新古典”一词关系暧昧。多尔肯解释道：“新古典或许是一种情绪，或许是一种类型，也或许什么都不是。它可以是新作，也可以是改编，就像古典与浪漫之间的那些作品，难以被一种风格定义。但我们只是想探索古典音乐的新的演出形式。”格拉斯音乐的标志是重复，对于钢琴和颤音琴两个“打击乐”来说，做到节奏上的无间合作十分重要，两人在节奏上的精准协作令人信服。
在这样的颁奖场合，演奏炫技曲目似乎理所当然。但男高音佩内·帕蒂却反其道而行，只带着一把吉他登台，以不经电波修饰的嗓音演唱《我的太阳》。他明亮的音色与稳健的气息让人想起帕瓦罗蒂。第二首，他用假声唱起家乡萨摩亚民谣《鸟儿啼叫》，举重若轻，温柔而谦逊。帕蒂以最朴素的方式，呈现出最动人的力量。
可惜，之后的节目迅速陷入平庸。小号手吕西安娜·勒诺丹·瓦里演奏的格什温与法雅作品节奏、气息紊乱；她改编的《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更是被花哨技巧掩去了本来的质朴之美。压轴登场的日本钢琴家角野隼斗则令现场陷入尴尬。他的《新生》（New Birth）改编自肖邦作品10第1号的练习曲，这首练习曲本就艰难，右手需持续高速琶音，而他显然不具备足够的技术控制力，琶音以一种搓的方式演奏，清晰不复存在。为了降低难度，他加入了极为通俗的和弦进行，音乐听起来更像动漫配乐，倒是与他漫画化的造型很像。也许这正是他在YouTube坐拥150万粉丝的原因。
日本钢琴家角野隼斗在颁奖典礼上演奏
第二晚的舞台，音乐进一步退场，变为一个精致的电视秀。唯一值得称道的是男高音本杰明·伯恩海姆，他演唱马斯内《维特》咏叹调《为何叫醒我》（Pourquoi me réveiller），声音如金属般明亮，照亮整个音乐厅。郎朗则以肖邦开场，这是他的安全牌，随后带来年轻作曲家安德鲁·兰格尔（Andrew Wrangell）的炫技作品Rush E，或许意在突破，但旋律的“洗脑感”让尝试显得谨慎。次女高音艾米丽·德安杰洛的Freezing专辑中那种情感浓度与亲密声场，在柏林音乐厅的空间中未能重现，颇为遗憾。凭借ABBA与拉莫串烧赢得“年度乐团奖”的柏林劳滕古乐团携手萨克斯演奏家阿西亚·法塔耶娃（Asya Fatayeva）身着彩色便装登台，用古乐改编ABBA，却落入“翻译的陷阱”——改编过于可预测，缺乏惊喜。唯一亮点是法塔耶娃模仿人声的萨克斯演奏，为乐曲增添些许即兴的自由。而当他们演奏拉莫时，一切又自然而流畅。主持人称这种跨界“前所未有”，实在令人感叹：即使在同一艺术门类之内，也“隔行如隔山”。
成名于TikTok的00后钢琴家路易斯·菲利普森（Louis Philippson）身着皮衣登场，弹奏根据贝多芬《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第三乐章改编的“贝多芬病毒”，将复杂的悲怆化为游戏式的节奏，洗脑而喧闹，与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配合失衡。但他获奖发言的语速与街头气息，在一片精致体面的古典环境中，反倒显得生猛。华裔英国小提琴家朱蕾雅（Leia Zhu）以“卡门”形象手持扇子登台，演奏《木屐舞曲》，兴奋得略快于乐队，却以强烈表现力弥补。19岁的她获得“年度青年才俊奖”，当被问及奖项对其个人发展的意义时，她却答道：“我把这个奖献给所有年轻音乐家。”可惜，这段表演性的发言在电视播出时被剪掉。角野隼斗第二天再度登台，改编自肖邦三首夜曲的《黎明之后》（After Dawn）延续了《新生》的问题：冗长、重复、浅显。但主持人仍强调他是拥有上百万粉丝的网红钢琴家。晚会的压轴是角野隼斗、朱蕾雅、法塔耶娃与瓦里四人合奏精简版拉威尔《波莱罗》，来自爱沙尼亚的指挥家阿努·塔莉（Anu Tali）几乎没什么情感投入，独奏家与乐队配合得七零八落，显然是未经认真排练。
爱沙尼亚指挥家Anu Tali在柏林音乐厅的晚会现场指挥
在这些令人疲倦的演出间，主办方插播未到场艺术家的获奖视频，包括蒂勒曼、莱维特、赵成珍、汉斯·季默等“大咖”。也有部分获奖者，在两天的活动里未以任何形式出现，如乔安娜·马尔维茨、法佐·赛伊、大提琴家阿贝尔·塞劳科（Abel Selaocoe）等。斩获“策展成就特别奖”的钢琴家基里尔·格尔斯坦（Kirill Gerstein）人已到现场，也未被提及。他在2024年的专辑《战争时期的音乐》（Music in Time of War）中将德彪西与科米塔斯（Komitas）一战期间的音乐并置，引发人们重新关注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作为犹太人的格尔斯坦虽很少公开提及巴以战事，但他用音乐回应时局。
2025年的德国古典音乐大奖共设31个类别、39位获奖者。被提及得越少，主办方完成两场活动就越“高效”；当然，也不排除部分艺术家主动缺席。但当奖项数量膨胀，含金量自然下降——蒂勒曼与莱维特都曾因争议退回奖杯。回望两晚的阵容，真正决定谁出现在“弱势媒体”的电台，谁登上“强势媒体”的电视，其依据似乎显而易见：要么功成名就，如郎朗、伯恩海姆；要么青春带流量，如角野隼斗、瓦里与菲利普森。而那些真正因音乐受到尊重的艺术家——如魏特哈斯、多尔肯却因为“不够流量”，被留在无线电波中。
排队等待参加2025年德国古典音乐大奖颁奖典的观众
相对公平，绝对利益
这场由产业操控的仪式，也许从一开始就不属于音乐本身。在电台与电视的分配之外，真正的权力差距潜伏在评判体系之中：
艺术评价的不可能客观，造就了某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利益便有了体面的出口，也催生出德国古典音乐大奖如今“几分天下”的格局。
当“年度最畅销奖”落在“国际钢琴大使”郎朗手中，这究竟是郎朗需要大奖，还是大奖需要郎朗？答案早已昭然若揭。主持人甚至说道：“没有郎朗，德国古典音乐大奖就不再是德国古典音乐大奖了。”汉斯·季默同样如此,他们已不仅是艺术家，更是产业的标志性招牌。
奖项在“还债”的同时，是否还能承担发现新人、推广好音乐的使命？今年的青年才俊奖得主、俄罗斯次女高音艾古尔·阿赫梅特希娜（Aigul Akhmetshina）无疑是少数的例外，她的获奖实至名归。而魏特哈斯演奏的瓦斯克斯《第二小提琴协奏曲》亦堪称佳作——这是一部自传性的作品，回响着作曲家童年时期拉脱维亚的政治高压，也映照波罗的海的自然光影；它既私人，又具有普遍性，既现代，又保留“美感”。这类作品，才真正让人看到古典音乐的生命力。
然而，所谓的公平永远只能在动态中相对实现，而利益却是即时的、绝对的。抓住流量，只是商人的急功近利，而非古典音乐的救赎。古典音乐的价值无法单从“增长”来定义，它的缓慢与从容区别于依赖资本逻辑的流行乐。但进步的缓慢并不意味着式微，也不意味着消亡。德国古典音乐大奖试图以流量拯救古典音乐，实则陷入了一个自我制造焦虑、再消费焦虑的封闭循环： 他们先宣称古典音乐“正在消亡”，再用所谓的“年轻化”“跨界化”“网红化”来拯救它；制造危机、贩卖希望，再借由仪式完成赎罪。焦虑，成为他们最稳定的商品。
这让人绝望：从巴赫到瓦斯克斯，从李斯特到郎朗，无论创作还是演奏，古典音乐都以质取胜。但当这些拥有流量与资本加持的艺术家成为新典范时，我们是否真的能把古典音乐的未来交到他们手中？或者说，这样的未来，还是古典音乐的未来吗？
这份绝望也让人不得不清醒。这样一场产业的自嗨，在媒体的助推下，依然能塑造公众趣味，制造新的“角野隼斗们”，并持续维系这场利益循环，这也许就是短时间内的现实。这不，在《波莱罗》之后，本以为颁奖礼就此结束，但真正的压轴环节，是《世界报》为角野隼斗颁发“青年艺术家观众选择奖”，也是他两天内拿到的第三个奖项，而评委是《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的读者。公众成为流量获得再次合法化的仪式。
这一幕几乎像隐喻。德国古典音乐大奖与“春晚”的相似之处也在此显现：每年邀请上一年度最“热”的人物上台，它不推广能让人沉思的艺术，而是制造即时的乐趣与情感消费。观众又爱又恨——爱的是热闹，恨的是空洞。第二天的晚会长达近三小时，无中场休息，既挑战观众体力，也挑战摄影师体力。背着斯坦尼康的摄影师几次扶腰站立，成了这场过度仪式的真实注脚。
角野隼斗在接过第三个奖杯后，匆匆鞠躬下台。掌声散去，乐团成员一时不知所措。主持人已离场，指挥阿努·塔莉迟疑片刻，才挥手示意散场。许多观众面面相觑，方才意识到，2025年德国古典音乐大奖，就这样尴尬地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