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为了继女让我在门外跪了一夜，我离家16年未归，收到消息说他
发布时间：2026-01-27 22:11:22 浏览量：2
01
额角渗出的血顺着眉骨滑落，温热的液体模糊了我的视线。透过那片猩红，我看见父亲顾建国握着拖把杆的手，正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他的身后，我的继母王秀梅，正紧紧护着她的女儿王诗雅。那个女孩，我的“妹妹”，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胜利者般的微笑。
当第五下沉重的击打落在我后背时，我清晰地听见自己身体里传来一声骨头不堪重负的闷响。
“给我滚出去！”
父亲的怒吼伴随着唾沫，喷溅在我脸上，带着一股烟草的呛人气味。“你再敢碰诗雅一下，我今天就打断你的腿！”
我用手背胡乱抹掉脸上的血污，挣扎着从冰冷的水泥地上撑起身子。
王秀梅在此刻恰到好处地走上前，将一张纸片塞到我手里：“去滨城北站，晚上九点的火车。你爸给你安排好了。”
王诗雅从她母亲身后探出头，手里正把玩着那个被她摔坏的木质音乐盒——那是我耗费了整整三个星期，用省下来的饭钱买的木料，照着母亲遗留的图稿，一刀一刀亲手雕刻出来的。
父亲说，那堆“木头疙瘩”占地方，诗雅的画具没地方放，正好清掉。
我接过那张车票。
纸张的质感很差，上面印着“滨城沧海”的黑色宋体字。
单程票。
那一年，我十八岁。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离开时，天空正下着淅淅沥沥的冷雨。
我没有回头。
我们家住在红星机械厂家属院，五号楼三单元，七十平米的老房子。父亲顾建国是厂里的高级焊工，技术过硬，脾气也硬。我的母亲，在我九岁那年因病离世。
两年后，王秀梅带着七岁的王诗雅住进了这个家。
王秀梅是子弟中学的语文老师，说话总是温声细语，脸上永远挂着得体的微笑，对谁都客客气气。院里的邻居都羡慕我父亲，说顾建国真有福分，新找的媳妇是个有文化的，还带过来一个漂亮乖巧的女儿。
只有我明白，当那扇防盗门“哐当”一声关上后，这个家的所有规则都已悄然改变。
我原本的卧室，让给了王诗雅。理由是她“需要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画画，培养艺术情操”。我因此搬进了阳台用木板隔出来的小隔间，冬天四面漏风，夏天如同蒸笼。
父亲对此的评价是：男孩子，就该多吃点苦头，磨练意志。
王诗雅确实漂亮，也很有艺术天分，画的画总能在学校拿奖。而我的成绩，始终在中游徘徊，不好不坏。
每次开家长会，父亲总是坐在王诗雅的座位旁，听着老师的表扬，腰杆挺得像一杆标枪。轮到我的班主任找他谈话，他总是那句：“老师您多上心，这孩子像他妈，脑子不灵光，不是读书的料。”
高二那年，我偶然翻出了母亲留下的一个木箱，里面是她生前画的许多刺绣图稿。她曾是滨城有名的绣娘，一手苏绣出神入化。我看着那些精美的花鸟鱼虫，忽然迷上了木雕。
我开始从旧货市场淘换各种木料和工具，在阳台的小桌上敲敲打打。
父亲发现后，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我不干正经事。王秀梅则柔声劝我：“小远，这些木屑粉尘多，对身体不好。诗雅呼吸道敏感，闻到这些会咳嗽的。”
我只好把所有东西都收进一个大纸箱，藏在床底下。
直到那个学期末。
市里要举办青少年艺术设计大赛，一等奖可以在高考时获得加分。
王诗雅想参加，却一直没有好的创作灵感。
王秀梅在饭桌上状似无意地提起：“我听说小远最近在学木雕？好像还做得有模有样的？”
父亲立刻放下碗筷，呵斥道：“他能捣鼓出什么东西来！”
“可以让小远帮帮诗雅嘛，”王秀梅笑着打圆场，“哥哥帮妹妹，一起想办法，这也是增进感情。”
我埋着头，沉默地往嘴里扒着米饭。

那天深夜，王诗雅敲响了我的隔间门，递给我几张打印出来的西洋画：“妈让我来找你，她说你帮我做一个有创意的作品。这是我的一些想法，你看看能不能用木雕实现。”
她把资料放下就转身离开了。
我拿起来看，都是些复杂的风景画，结构繁复，根本不适合初学者木雕。
我没有理会她的“想法”。
我从床底拖出那个尘封的木箱，翻出了母亲的一张遗稿——那是一幅《喜鹊登梅》的刺绣图样，线条流畅，神韵十足。
我决定用它来做一个音乐盒。
那些榫卯的接合，机芯的安装，梅花枝干的走向，我在草稿纸上反复计算、描画。
连续三个星期，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手指被刻刀划出无数细小的伤口，又被木屑磨得粗糙不堪。
第四周的清晨，当最后一瓣梅花被细细打磨光滑，我装上机芯，拧动发条。清脆的《致爱丽丝》乐声在狭小的阳台上响起。
我趴在桌上，看着那对停留在梅枝上的喜鹊，它们仿佛随时会振翅而飞。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自己或许并不像父亲说的那样“不是那块料”。
就在这时，隔间的门被猛地推开了。
王诗雅走了进来，径直走到桌前，拿起那个音乐盒：“做好了？”
“嗯，刚弄完。”我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发条在这里，别拧得太紧——”
我的话还没讲完，她已经拿起了音乐盒，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端详。
突然，她似乎觉得喜鹊的尾巴不够翘，手指用力地往上一掰。

只听“咔嚓”一声轻响，那根用胶水粘合了数次的脆弱尾羽，应声而断。
“你干什么！”我急了，伸手就想抢回来。
她吓了一跳，往后一缩，手一滑，整个音乐盒脱手而出，重重地摔在了水泥地上。
木头外壳当即裂开一道狰狞的口子，一只喜鹊的翅膀也断了。
“我不是故意的，”王诗雅皱着眉，撇了撇嘴，“你这什么破木头，这么不结实。”
我冲过去，小心翼翼地捧起音乐盒，检查着上面的伤痕。外壳的裂缝可以修补，但那只翅...
“你必须赔我。”我抬起头，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王诗雅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赔你什么？妈早就说了，这是你做给我的参赛作品。现在坏了，你再修好不就行了。”
“这是我给我自己做的。”我一字一句，咬得特别重，“是我的。”
她不耐烦地转身想走，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她挣扎了一下，没能挣脱，突然放声尖叫起来：“妈！哥哥打我！”
王秀梅几乎是立刻就从客厅冲了进来，我当时正死死攥着王诗雅的手。
她像一头护崽的母狮，猛地把我推开，将王诗雅护在自己身后，厉声质问：“顾远！你想干什么！”
“她弄坏了我的东西。”我指着地上那个破碎的音乐盒。
“什么你的东西？”王秀梅的声音瞬间拔高了八度，“那是你给诗雅做的比赛作品！你是当哥哥的，帮妹妹做点事情，怎么还斤斤计较起来了？”
父亲听到争吵，也从他的房间里走了出来，手里还拿着一份报纸：“大清早的，吵吵嚷嚷像什么样子？”
王秀梅的眼圈瞬间就红了，声音里带上了哭腔：“建国，你快看看顾远，把诗雅的手腕都掐紫了。我不过是让他帮妹妹一个忙，你看他这个态度……”
父亲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落到躲在王秀梅身后、正委屈地揉着手腕的王诗雅身上。
他一言不发地走到阳台，弯腰捡起那个裂开的音乐盒，端详了片刻，然后猛地将它再次砸向地面。
“一堆没用的垃圾！”他指着我的鼻子，“一天到晚就知道弄这些，能有什么出息？诗雅要参加比赛，那是正事！你这个当哥哥的，不但不帮忙，还敢动手打人？”
“是她先弄坏的！”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
“你还敢顶嘴！”父亲一个巴掌就扇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偏头躲开了。
他似乎愣住了，随即被我的躲闪彻底激怒，转身从门后抄起了那根用了多年的拖把杆。
第一下打在我的肩膀上，我一个踉跄，重重地撞在墙壁上。
第二下，第三下……我只能抱住头，耳边是王秀梅虚伪的劝说声：“建国，别打了，孩子还小，不懂事……”
但她自始至终都没有上前来拉一下。
王诗雅就站在她的身边，安静地，甚至带着一丝好奇地，注视着这一切。
第五下落在背上时，我猛地咳了一声，喉咙里涌上一股铁锈般的腥甜。
父亲剧烈地喘着粗气，用拖把杆指着我：“滚！你给我滚出这个家！我顾建国没你这样的儿子！”
王秀梅就在这时，递上了那张火车票。
后来我常常想，那张票，或许早就准备好了。
我回隔间收拾东西的时候，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
王秀梅在厨房里哼着歌洗水果，水流声哗哗作响。
王诗雅回到了她那间宽敞明亮的卧室，关上了门。
我的帆布包里，只塞了几件换洗的旧衣服，几本专业书，还有那个被摔得破破烂烂的音乐盒。
走到大门口，我鬼使神差地回头望了一眼。
父亲始终没有抬头看我。
王秀梅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走出来，温柔地呼唤：“诗雅，宝贝，快来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
我拉开门，走进了外面的雨幕里。
车票揣在裤子口袋里，被我的体温焐得有些发软。
雨下得越来越大，冰冷的雨水拍打在脸上，冲刷着额角已经开始凝固的血迹。
走到家属院的巷子口，我最后回望了一眼。
我们家窗户里透出昏黄而温暖的灯光。
那片光，曾经也属于我。
我转过身，决然地朝着车站的方向大步走去。
02
沧海市的梅雨季节，空气潮湿得能拧出水来。
我租住在城南一片待拆迁的老旧居民区，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单间，除了一张吱嘎作响的板床和一张掉漆的书桌，墙壁上大片的霉斑像是某种抽象的地图。
为了活下去，我白天在一家家具修理铺当学徒，晚上则去夜市的大排档洗盘子。
每晚睡觉前，我都会从包里拿出那个破碎的音乐盒，借着台灯昏暗的光，用最简陋的工具，一点一点地尝试修复它。
第一个月，我没有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
父亲也同样没有联系我。
第二个月快结束的时候，我用攒下的硬币，在街角的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拨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王秀梅。
“是小远啊。”她的声音隔着长长的电话线，依旧是那么温和有礼，“你爸去厂里加班了。有什么事情吗？”
“我找到活干了。”我开口说道，“在一家家具修理铺。”
“那很好啊。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她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随意起来，“对了，你留在阳台的那些书本和旧东西，你爸说太占地方，我就帮你清理了一下。你不会介意吧？”
我握着话筒的手猛然收紧：“我床底下那个木箱子……”
“哦，你说那个箱子啊，”王秀梅的语气轻描淡写，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里面都是些没用的旧图纸和碎布头，看着乱糟糟的，我就让收废品的一并拉走了。诗雅说她画画的颜料没地方放，正好腾出空间来。”
电话那头，隐约传来王诗雅的声音：“妈，我的水彩笔放哪了？”
“小远，那就先这样吧，诗雅要画画了，我得去帮她找东西。长途电话费也挺贵的，别聊太久。”
嘟—嘟—嘟—
我失魂落魄地放下话筒，投进去的几枚硬币叮叮当当地滚落，掉进了退币口。
那个木箱里，是我母亲留下的所有遗物。有她唯一一张单人照，还有她耗费了无数心血画下的上百张刺绣图稿。
她曾笑着对我说，等我长大了，就把这些传给我，让我别忘了顾家的手艺。
现在，它们和那些废品一起，被送进了某个不知名的垃圾压缩站。
家具修理铺的老板姓孙，六十出头，头发稀疏，是个老木匠，手艺精湛，但脾气不太好。
他见我肯学肯干，话不多，偶尔会指点我几句。
“你这孩子，修补家具的手感，”有一次，他看我用刨子推一块旧木料，忽然开口，“不像个生手。以前接触过木工？”
我擦了把脸上的汗和木屑：“小时候自己瞎琢磨过。”
孙师傅没再追问。
那个月发工钱，他多给了我三百块：“晚上别去洗盘子了，留在店里帮我整理那些旧料。我按小时给你算钱。”
店铺后面的仓库，像一个木制品的坟场，堆满了各种损坏的桌椅板凳、断裂的木梁，还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木材。
我按照孙师傅的吩咐，将它们分门别类，登记造册，清理干净。孙师傅说，很多好木料，翻新一下，比现在市面上的新木头还好用。
我开始系统地学习木工。
从旧书摊上淘来各种木工和设计的旧书，榫卯结构、木材特性、家具设计史。遇到看不懂的，就等孙师傅心情好的时候，壮着胆子去问。
他总是言简意赅，但每一句都直指要害。
大半年后，我已经能独立修复大部分常见的木质家具损伤。
孙师傅开始放心地把一些老主顾的活计交给我来做，我的收入也渐渐多了起来。
我换了一个带窗户的房间，虽然不大，但至少干燥明亮。我用积攒下来的钱，买了一套二手的木工工具，晚上就在灯下，继续雕刻和打磨。
我做了一个全新的音乐盒，比之前那个更加精致复杂。我甚至自己研究，给它设计了一个小巧的机关，打开盒盖，一只木刻的小鸟会弹出来，仿佛在歌唱。
我把它放在窗台上，拧动发条，悠扬的乐声在小小的房间里回荡。
我偶尔会想，如果当初那个音乐盒没有被摔坏，如果王诗雅真的拿着它去参加了比赛，结果会是怎样。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被我强行压了下去。
03
离家快一年的时候，我给家里汇去了第一笔钱，五千块。
在汇款单的附言那一栏，我犹豫了很久，最终什么也没写。
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去银行查账，钱已经被取走了。没有电话，也没有短信，石沉大海。
第十一个月，我接到了一个来自滨城的陌生电话。
接通后，里面传来父亲的声音。
“你寄的钱，收到了。”他的声音比我记忆中要沙哑一些，但语气还是那样的生硬，“在外面别不学好，踏踏实实干活。你王阿姨说，让你有时间……就回来一趟。”
我沉默着，没有作声。
电话那头，我隐约听见王秀梅的声音在小声提醒：“诗雅拿奖的事……”
父亲似乎用手捂住了话筒，低声回应了一句，然后才又对着电话说：“你妹妹诗雅，拿了全国青少年艺术设计大赛的一等奖，已经被滨城美术学院提前录取了。下个月家里要请客吃饭，街坊四邻都来。你……要是实在抽不开身，那就算了。”
“艺术设计？”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
“是啊，这孩子有出息。”父亲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骄傲和轻快，“从小就爱画画，有灵气。美院的教授亲自来家访，看了她以前画的那些画，还有她这次的获奖作品，当场就拍板说是个难得的好苗子。”
我靠在斑驳的墙壁上，目光落在窗台上那个崭新的音乐盒上。
“她的获奖作品……是什么？”我追问道。
父亲似乎被问得愣了一下：“就……一个什么……叫《凤穿牡丹》的刺绣艺术品。你这当哥的，也该多关心关心妹妹。”
他顿了顿，似乎不想再多说，“行了，长途话费贵。你一个人在外面，自己注意点。”
电话被挂断了。
我缓缓地蹲下身，把头埋在膝盖里。
《凤穿牡丹》。
那是我母亲的遗作里，最复杂、最华美的一幅图稿。她当年耗费了近半年的心血才设计完成，可惜还未来得及动针，就一病不起了。
现在，它成了王诗雅的“获奖作品”，成了她通往名牌大学的敲门砖。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一把抓起那个精致的音乐盒。
打磨光滑的木质外壳，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我举起手，用尽全身力气，想要将它砸向地面。
然而，在举到最高点时，我的手臂却僵住了。
最终，我还是慢慢地，慢慢地放下了手。
又过了一个月，我再次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这一次，是王诗雅接的。
“哥？”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惊讶，但随即就换上了一种熟稔的亲昵，“你怎么突然想起来打电话了？”
“听说你拿奖了，恭喜。”我的声音很平静。
“谢谢哥！其实都是运气好啦。”她轻快地笑着，然后话锋一转，“对了哥，你在沧海那边，能不能帮我个忙？我们专业要求做一个市场调研，关于传统手工艺品在现代市场的应用。我记得你好像在做木工？能不能帮我收集一些资料，比如现在流行的木雕样式、销售渠道什么的？最好能写成一份详细的报告，带数据分析的那种。”
她的语气是那么的理所当然，仿佛在吩咐一个下属去完成一件分内的工作。
“你自己不能做调研吗？”我反问。
“我这边很忙啊，要准备开学的东西，爸妈还要为我办升学宴呢。”王诗雅的语气带上了一丝撒娇的意味，“哥，你就帮帮我嘛，我们是一家人啊。对了，爸前几天还念叨，说你要是能回来参加我的升学宴就好了，一家人一起热闹热闹。”
“你获奖用的那件作品，”我直接打断了她，“那份《凤穿牡丹》的设计，你是从哪里来的？”
电话那头，瞬间陷入了死寂。
几秒钟后，王诗雅的声音再次响起，依旧带着笑，却显得有些僵硬：“哥，你说什么呢？那是我自己设计的啊。小孩子涂鸦的东西，怎么能跟这个比。教授看中的，是我对传统元素的现代解构能力。”
“什么解构能力？”
“就是……一些艺术手法，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她的语气明显冷淡了下来，“你到底愿不愿意帮忙？不帮就算了，我找同学也能做。”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去了沧海市的市立图书馆。
在电子阅览区的电脑上，我输入了“全国青少年艺术设计大赛 一等奖 王诗雅”。
很快，几条新闻链接就跳了出来。
其中一条新闻里，配了一张颁奖典礼的高清照片：王诗雅穿着漂亮的白色连衣裙，站在舞台中央，手里捧着一个金色的奖杯，笑靥如花。在她身后的大屏幕上，正展示着她的获奖作品。
那是一幅巨大的、用现代综合材料制作的装置艺术，但其核心的构图、线条和色彩搭配，分明就是我母亲那幅未完成的《凤穿牡丹》刺绣图稿。
甚至连凤凰尾羽上那几处独特的卷草纹细节，都一模一样。
我将那张照片放大，再放大。
我盯着屏幕上王诗雅那张灿烂的笑脸，直到双眼酸涩，视线模糊。
走出图书馆的时候，已是深夜，晚风吹在脸上，带着刺骨的凉意。
我想起了离家那晚的雨，想起了父亲手里的拖把杆，想起了王秀梅递过来的那张单程车票。
原来，那五下重击，打碎的不仅仅是我对那个家的最后一丝眷恋，还有我母亲留在这世上最珍贵的印记。
而那个印记，如今，却成了别人锦绣前程上最耀眼的一块垫脚石。
04
我没有立刻发作。
修理铺的活儿照旧干，孙师傅的设计图纸照旧学。
孙师傅说我最近人更沉默了，但手上的活计却越来越有灵气。
我又给家里汇了一笔钱，一万块。
这次，我在附言栏里，清清楚楚地写下了两个字：学费。
钱被取走后的第三天，父亲的电话打了过来。
这一次，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arle的迟疑：“钱收到了……诗雅开学要买一套新的画具和电脑，正好用得上。你……一个人在外面，别太节省，该花的钱要花。”
“嗯。”
“那个，”父亲停顿了一下，“下周六，诗雅的升学宴，在滨城大酒店。你要是能回来……”
“没空。”我直接回绝。
电话那头长久地沉默着。
我能听到父亲有些沉重的喘息声，以及背景里电视机传来的京剧唱段。
“随你的便吧。”父亲最后说道，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把手机扔到床上，继续用砂纸打磨手里的一个木雕摆件。
砂纸摩擦着木头，发出沙沙的声响，细密的木屑飘散在空气里。
后来我才知道，那场升学宴办得极其隆重。王秀梅的娘家人悉数到场，厂里的领导也被请了过去。父亲那天喝了很多酒，拉着厂长的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说女儿有出息，为他老顾家争了光。
这些，都是很多年后，我从一个已经搬离家属院的老邻居口中偶然听说的。
而升学宴的那天，我在沧海的出租屋里，成功修复了一件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据说是清代的小叶紫檀笔筒。
当我用蜂蜡将它最后一次抛光，那深邃的纹理和温润的光泽重现时，孙师傅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子，你可以出师了。”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我的手上，沾满了黑色的蜡迹和木屑，无论怎么清洗，指甲缝里总会残留着淡淡的痕迹。
就像生命中某些经历，一旦发生过，就永远地刻进了骨血里。
第二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去。
父亲没来电话，王秀梅倒是发来一条祝福短信：“小远，新年快乐。家里都好，勿念。”
我回了同样四个字：“新年快乐。”
除夕夜，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给自己煮了一锅速冻水饺，然后坐在窗边，看远处别人家绽放的烟花。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王诗雅发来的一张彩信照片：一桌丰盛得令人咋舌的年夜饭，父亲、王秀梅和她三个人，正举杯对着镜头微笑。背景里，是家里新换的组合式真皮沙发和超大屏幕的液晶电视。
照片下面配了一行文字：“哥，新年好！家里换新电视啦，爸说你以前总抱怨旧电视有雪花。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新家呀？”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按下了删除键，关掉了手机。
大年初三，我接到了房东的电话，说房子不续租了，他儿子要收回去当婚房，让我一个星期之内搬走。
那几天的沧海，异常湿冷，下着冻雨。
我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自行车，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梭，寻找新的住处。手脚被冻得几乎失去了知觉。
最后，我在老城区的深处，找到了一个更小、更便宜的地下室，没有窗户，终年不见阳光。
搬家的那天，天又下起了雨。装工具和木料的纸箱被雨水打湿，在半路上散了架。
各种尺寸的刻刀、凿子、半成品的木雕，哗啦一声，全都滚落在了泥水里。
我蹲在冰冷的雨中，不顾来往路人异样的眼光，把它们一件一件地从泥水里捡起来，用自己身上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擦干。
一个路过的小女孩指着我，天真地问她妈妈：“妈妈，那个大哥哥为什么在捡垃圾啊？”
她的母亲立刻拉着她，快步走开了。
我把那些冰冷的工具和木料紧紧抱在怀里，它们坚硬的棱角，硌得我胸口生疼。
那一刻，我忽然又想起了十六岁那年，父亲的第五棍落在我背上时，我听见的那声闷响。
原来，那不是骨头的声音。
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东西，碎掉了。
05
年底的时候，孙师傅的儿子把他接去了省城养老，家具修理铺也盘了出去。
接手的新老板带来了自己的团队，我被辞退了。
为了生存，我白天去建筑工地打零工，晚上则去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连锁快餐店做后厨保洁。
快餐店后厨的厨师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人，看我每天都只啃最便宜的馒头，有时会偷偷给我留一份员工餐。
“小伙子，身体是本钱，可别这么糟蹋。”他把一个还冒着热气的饭盒塞给我，“吃饱了，才有力气奔前程。”
我狼吞虎咽地吃着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问我：“家里人呢？怎么不帮衬你一把？”
我摇了摇头。
厨师长叹了口气，没再多问。
那个冬天，我得了一场严重的流感，发烧到快四十度。我挣扎着去快餐店上班，结果在油腻的后厨地板上晕了过去。
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狭窄的员工休息室里，厨师长正端着一碗姜汤，一勺一勺地喂我。
“你这孩子，”他看着我，摇着头说，“脾气怎么这么犟。”
病好之后，我辞掉了快餐店的工作。我用这两年打零工攒下的所有积蓄，报了一个夜校的家具设计培训班。
学费很贵，教材更贵。我只能每晚下课后，借同学的教材，在图书馆里一本一本地手抄。
班上的同学，大多是各个家具厂的在职工人，年纪都比我大上一截。
他们下课后讨论的是老婆孩子、股票房贷，我永远都只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默默地记着笔记。
班里有个叫周鹏的大哥，见我总是独来独往，有时会拉着我一起去吃夜宵。
一次，几瓶啤酒下肚，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顾，你这心里啊，藏着事儿呢。”
我没有作声。
“谁心里没点过不去的坎儿呢。”周鹏大哥自己灌了一大口酒，“可日子，总得往前看不是？你看我这手，”他伸出自己的左手，食指只有半截，“年轻时候在厂里，被电锯给削了，那会儿疼得真想死了算了。可现在呢？不也过来了？老婆孩子热炕头，挺好。”
我看着他那根残缺的手指，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周哥，如果你最珍贵的东西，被最亲的人偷走了，那个人还靠着你的东西，过上了比你好一百倍的生活，你该怎么办？”
周鹏大哥愣住了，随即苦笑了一下：“还能怎么办？要么，就想办法抢回来。要么，就做出比那个好一千倍、一万倍的东西来。”
他凑近我，压低了声音：“但你得记住，在你没有足够的能力一巴掌把对方扇倒之前，千万别出声。就一个字，忍。”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培训班结业的时候，我的结业设计拿了全班第一。
培训机构的老师把我推荐给了一家新成立的原创设计公司面试。
面试异常顺利，公司的技术总监看了我手绘的几张设计图和榫卯结构分析后，当场就拍板录用了我。
我终于有了一份体面的工作，薪水也比以前高出许多。
我在公司附近，租下了一个带阳台的一居室。
我又开始在阳台上，摆弄我的那些木头和工具。但这一次，我设计的不再是小小的音乐盒，而是一件件结构复杂、充满设计感的现代家具。
我的图纸，贴满了整个房间的墙壁。
离家第三年的清明节，我给家里汇去了一万块钱，附言依旧是空白。
这一次，那笔钱在银行账户里，停留了将近一个月，才被取走。
依旧没有任何回音。
我买了一束白色的雏菊，独自一人去了沧海市的跨海大桥。我对着家乡滨城的方向，将花瓣一片一片地，撒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里。
海水翻滚着，奔腾着，流向远方。
我想，母亲的那些刺绣图稿，大概也像这些花瓣一样，早已被冲刷得无影无踪了。
06
第四年的夏天，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要为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定制全套的实木家具。
我被指派负责其中一个系列的设计。
连续加班一个多月后，我们的方案在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功中标。
项目庆功宴上，老板当众点名表扬了我，还发了一个厚厚的红包。
那晚，我喝了不少酒。回到出租屋，看着满墙的设计图纸和进度表，我忽然觉得，或许，我真的能靠着这双手，在沧海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扎下根来。
手机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的。
一个陌生的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滨城。
我接了起来。
“小远。”是父亲的声音。
比三年前，更加沙哑，也更加苍老。
我没有说话。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他小心翼翼地问。
“还行。”
“哦，那就好，那就好。”他停顿了很久，久到我几乎以为电话已经断线了，“你王阿姨……生病了，住院了。是癌症。医生说是早期，能治，但是手术费要一大笔钱。”
我握着手机的手，不自觉地收紧。
“家里的积蓄……前两年都给诗雅交了研究生学费，她跟着一个很有名的导师做项目，还要自费出国考察。”父亲的语速很慢，每一个字都说得异常艰难，“手术费，现在还差十万块。你看你那边，能不能……”
窗外的城市霓虹，透过玻璃窗，在墙壁上投下斑斓陆离的光影。
我转过头，看着工作台上一个刚刚完成了一半的木雕摆件，它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翅（膀）的线条刚劲有力，充满了生命力。
“账号发给我。”我开口说道。
父亲那边似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好，好。我等下让你王阿姨把账号发给你。那个……诗雅说了，等她研究生毕业，进了大设计院，挣了钱，马上就还你。”
“不用了。”
“什么？”
“我说，不用还。”我重复了一遍，“还有其他事吗？”
电话那头，只剩下父亲沉重的呼吸声。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没了。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身体。”
通话结束了。
几分钟后，一条短信发了进来，是一个银行账号，署名是王秀梅。
我立刻通过手机银行，转了十万块过去。附言栏里，依旧是空白。
那天晚上，我通宵完成了那个雄鹰摆件。
凌晨四点，当我在鹰身上涂上最后一层木蜡油时，窗外已经泛起了鱼肚白。
我收到了一条来自王秀梅的短信：“钱收到了，谢谢小远。手术很成功，不用担心。家里一切都好，你也要保重自己。”
我没有回复。
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放着那张从滨城到沧海的火车票。
四年过去了，那张廉价的纸质车票已经泛黄、变脆，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单程，不可改签，不可退票。
我把它拿出来，对着初升的晨曦看了看，又重新放了回去。
有些路，一旦踏上了，就再也回不了头。
07
来到沧海的第十年，我在城东的创意园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设计工作室，名字叫“远航工坊”。
面积不大，一百平米左右，主要承接一些高端的原创家具设计和私人定制的活儿。
合伙人就是当年夜校认识的周鹏大哥，他投资了一部分资金，我负责技术和设计。
工作室开业那天，周鹏买了一挂很长的鞭炮，在门口噼里啪啦地放了半天，炸了一地的红色纸屑。
“开门红！图个吉利！”他咧着嘴，用力拍着我的肩膀，“小顾，从今天起，咱们也算是当老板的人了！”
我仰头看着那块黑胡桃木雕刻的招牌，上面是两个遒劲有力的行楷字“远航”，是我亲手刻的。
微风吹过，招牌轻轻摇晃，发出细微的声响。
工作室的起步并不容易，但凭借着过硬的设计和手艺，业务渐渐多了起来。我为本地一家知名的地产公司设计了样板房的全套家具，获得了业界的一致好评。
那个项目的成功，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客户和订单。
工作室的收入，不仅足够支撑日常运营，还开始有了不错的盈利。
我终于搬离了那个小小的出租屋，在工作室附近的一个高档小区，买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房子的阳台很大，正对着南方，每天都有充足的阳光可以洒进来。
我把母亲那张我一直随身携带的、唯一幸存下来的单人照，放进了一个精致的红木相框里，郑重地摆放在书桌最显眼的位置。
照片里的她，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笑容温婉，眼眸里像是有星星。
我已经很少会主动去想起滨城，想起那个机械厂家属院。
只是偶尔在深夜赶设计图到头昏脑涨时，起身去倒水，会不经意地瞥见书房抽屉里那张被妥善保管的、泛黄的火车票，才会短暂地失神。
然后，我会关上抽屉，喝口水，继续投入到工作中去。
直到那个周五的下午。
我正在电脑前完善一个新项目的设计细节，手机突然响了。
是一个来自滨城的座机号码，看着有些眼熟。
我接通了电话，没有先开口。
“请问……是顾远先生吗？”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语气里带着几分小心和客气。
“我是。请问您是哪位？”
“哎呀，我是红星厂家属院的社区居委会主任，我姓张。”对方立刻热情地说道，“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是这样的，我们居委会最近在更新退休老职工的家庭信息，联系到您父亲顾建国同志，他说您在沧海发展，就把您的号码给了我们……”
我直接打断了她的话：“有什么具体事情吗？”
“哦，是这样的，就是做个常规的信息登记，确认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呢……”张主任停顿了一下，刻意压低了声音，“顾师傅他最近的身体状况，好像不是太好，我看见他去厂区医院好几趟了。我们上门走访的时候，他无意中提了一句，说您好多年没回家了，挺想您的。您看，是不是……抽空打个电话回来问候一下？”
我握着手机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
电话的背景音里，是各种嘈杂的人声和文件翻动的声音，听起来确实像是在办公室。
“我知道了。多谢您。”我说。
“不客气，不客气。那个……小远啊，”张主任的语气变得更加温和，充满了长辈式的劝慰，“有句话说得好，父子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你爸他年纪也大了，有时候脾气是倔了点，唉，你们做儿女的，多体谅体谅吧。”
挂断电话后，我盯着电脑屏幕上那张复杂的设计图，看了很久很久。
直到周鹏推门进来，咋咋呼呼地嚷着晚上要请客吃饭，庆祝又签下了一个大单，我才猛地回过神来。
我没有给父亲打电话。
但是从那天起，一些被我刻意尘封在记忆深处的细节，开始不受控制地，一遍又一遍地在我脑海里翻腾。
比如，十六年前那个雨夜，王秀梅递给我的那张火车票。当时我只感到无尽的屈辱和冰冷，但现在仔细回想，那张票非常崭新，上面的折痕也很清晰，完全不像是临时匆忙买来的。
倒更像是，早就已经准备妥当，只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交给我。
再比如，王诗雅用来获得保送资格的那件所谓的“获奖作品”。我后来通过一些渠道，查到了那一届青少年艺术设计大赛的所有获奖作品资料。王诗雅提交上去的设计理念阐述，以及作品的细节构图，和我母亲那份被她偷走的《凤穿牡丹》图稿，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有些局部的细节处理，甚至可以说是原封不动地照搬。
她一个连刺绣针法都认不全的人，是如何能够“创作”出那样蕴含着深厚传统功底的作品的？
还有，王秀梅的那场“癌症”。我汇去十万块手术费之后，曾有一次，从一个还在滨城居住的远房表舅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她的闲话。
表舅在电话里感慨万千：“你那个王阿姨，真是命好啊。体检说是得了癌，把一家人吓得够呛，结果去大医院一复查，说是最轻微的那种原位癌，做个微创小手术就没事了。听说总共也没花几个钱，现在每天还在公园里领着队跳广场舞呢，精神得很。”
当时我并没有在意。
但现在，把所有这些线索串联起来，那十万块钱，真的全部都用在了手术上吗？还是说，手术本身只是一个幌子，那些钱，其实另有他用？
这些挥之不去的疑点，像一根根细密的藤蔓，慢慢地缠绕住我的心脏，越收越紧。
我告诫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再怎么纠结也毫无意义。
但是，随着工作室的业务不断扩展，申请设计专利成了必须要做的事情。
当我在整理自己这些年的设计作品时，不可避免地要追溯自己设计思路的源头。
那个最早被摔坏、又在我手中重获新生的音乐盒，它所依据的母亲的图稿，那种独特的、融合了古典与现代的设计风格，是我所有创作灵感的基石。
我决定，将母亲的那些设计风格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完善，申请一系列的知识产权保护。
这既是对我母亲的一种告慰，也是为“远航工坊”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独一无二的品牌核心。
在整理旧物的时候，我从书房的储物柜最深处，拖出了一个积满灰尘的纸箱。
里面装着的，都是我当年从滨城带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几本已经泛黄的专业书，一些舍不得扔掉的木工工具，还有当年那个被摔坏后，又被我用胶水勉强粘合起来的、最初版本的音乐盒。
我拿起那个布满伤痕的音乐盒，轻轻地用袖子拂去上面的灰尘。
盒盖上的裂缝依旧清晰可见，那只断掉翅膀的喜鹊，被我用最笨拙的方式粘了回去，姿态显得有些怪异。
我试着拧动早已生锈的发条，它当然没有任何反应。
我找来工具，想把它拆开，看看里面的机芯是否还有修复的可能。
当我拧下最后一颗螺丝，掀开音乐盒底部的盖板时，我的动作，却猛然僵住了。
在机芯的一侧，靠近发条的位置，贴着一小块已经发黄变脆的创可贴。
创可贴的棉芯上，隐约可以看到一点点早已干涸的、暗红色的痕迹。
而在创可贴的白色胶布部分，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字母：“SY”。
08
SY。
诗雅？
我的心跳，在那一瞬间，漏跳了一拍。
我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将那片脆弱的创可贴揭了下来，对着灯光仔细观察。
那暗红色的痕迹，毫无疑问是血迹。
而那两个字母的笔迹，纤细而稚嫩，带着一种刻意的模仿，绝不是我自己的字迹。
我忽然想起，王诗雅小时候，有一段时间特别迷恋给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做上标记，她总喜欢用各种颜色的笔，在她的书本、玩具、甚至是衣服的标签上，写下自己名字的拼音缩写。
一个荒诞而冰冷的念头，像毒蛇一样，猛地钻进了我的脑海。
我立刻联系了在沧海市公安局物证鉴定中心工作的一位朋友，旁敲侧击地询问，是否有可能对一片时隔多年的、可能沾有生物痕迹的创可贴进行检验。
朋友在电话里开玩笑说：“老顾，你这是改行当侦探了？理论上当然可以，但是年代太久远了，样本又这么微量，不一定能提取出有效的DNA。而且，这种单项委托，费用可不便宜。”
“钱不是问题。”我语气坚决地说，“帮我这个忙，我只想……确认一个猜想。”
朋友答应了。
我将那片创可贴小心地放进证物袋，亲自送了过去。
等待结果的那几天，我整个人都坐立不安，心神不宁。
周鹏看出了我的反常，好几次问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只是摇头，说可能是最近太累，没休息好。
一个星期之后，朋友的电话打了过来，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古怪：“老顾，你送来的那个样本……还真让我们检测出东西来了。”
“是什么？”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血迹的DNA我们没能成功提取，被破坏得太严重了。但是，”朋友顿了顿，“我们在创可贴的胶布纤维里，提取到了一些非常微量的、属于同一个人的皮肤组织碎屑。通过DNA比对，可以确定，这些皮肤碎屑，来自于一名女性。”
女性。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那晚，父亲打我的时候，我的额角确实流血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只是用手背抹了一把，根本没有用创可贴。
而且，那创可贴是贴在音乐盒的内部，一个需要拆开底板才能看到的地方。
贴创可贴的人，手上沾了血。
那血，是谁的？
而这属于女性的皮肤碎屑，又是谁的？
王秀梅？还是……王诗雅？
那个雨夜的混乱场面，再次浮现在我眼前。王诗雅在尖叫，王秀梅在哭喊，父亲在暴怒。
我努力地回想，王诗雅在摔坏音乐盒的时候，她自己有没有受伤？
我不记得了。
当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那个破碎的音乐盒和自己身上的剧痛上。
就在这时，一个更让我始料未及的电话，打了进来。
是工作室的前台打来的，说有一位从滨城来的客户，指名要见我。
几分钟后，我的办公室门被敲响。
我说了声“请进”。
门被推开，一个穿着剪裁合体的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
她的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最后，精准地落在了我的脸上。
十六年不见，她早已不是那个跟在我身后哭鼻子的黄毛丫头。她的五官长开了，画着精致的淡妆，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都市精英的干练和疏离。
只有那微微上扬的嘴角，还依稀残留着少年时那份独有的、属于胜利者的傲慢。
“哥，好久不见。”
王诗雅站在我的办公桌前，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商业化的微笑，主动伸出了手。
我没有动。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看着这个偷走了我母亲遗物、毁掉了我整个青春的女人。
她的出现，是如此的突兀，又是如此的……巧合。
周鹏察觉到了气氛的诡异，连忙打着哈哈走过来：“哎呀，原来是顾总的妹妹啊，真是稀客稀客！快请坐，你们兄妹俩慢慢聊，我去给你们泡茶。”
他不由分说地把王诗雅按在我对面的椅子上，然后飞快地溜了出去，还体贴地帮我们关上了门。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窗，斜斜地照射进来，在空气中切割出无数道明亮的光痕。
“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我终于开口，声音干涩得像是被砂纸打磨过。
“想找一个人，总是有办法的。”王诗雅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放到桌上，推到我面前，“我现在在滨城的‘新艺设计’工作，我们公司最近在沧海这边有个高端定制酒店的项目，需要找本地的工作室合作。我看到竞标方里有‘远航工坊’，就猜到可能是你。”
她说话的语气，平淡得像是在陈述一件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情。
“哥，你这些年，混得确实不错。”她环顾着我这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由衷地赞叹道。
我没有理会她的恭维，直接问：“什么项目？”
“喏，资料都在这里。”王诗雅指了指那份文件，“以你在业内的名气和远航工坊的实力，拿下这个项目，应该不难。这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机会。”
我甚至没有打开那份文件。
“这个项目，我们不接。”我冷冷地说道。
王诗雅脸上的笑容，终于有了一丝裂痕。她挑了挑眉：“为什么？是觉得预算不够，还是技术上有难度？这些我们都可以再谈。”
“不是项目的问题。”我把那份文件推了回去，“是人的问题。”
王诗雅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她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后的那双眼睛里，没有一丝温度：“哥，你还在为当年的事情生气？都过去十六年了。爸年纪大了，身体一直不好，他很想你。妈……王阿姨也常常念叨你。我们是一家人，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
一家人。
这三个字，从她的嘴里说出来，是何等的讽刺。
“项目的事情，你另请高明吧。”我下了逐客令，转身不想再看她。
“哥。”王诗雅叫住了我，声音压低了几分，“我知道你恨我。当年是我不懂事，是我不对。但是，我后来考上美院，读研究生，进‘新艺’，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那份设计稿，我承认，我确实是借鉴了伯母的灵感，但我也在里面融入了很多我自己的东西，和我后来的作品，早就不是一回事了。你不能因为那点陈年旧事，就全盘否定我，连一个合作的机会都不给我吧？这对我，对我们公司，都非常重要。”
她的语速很快，带着一种被冤枉、被冒犯的委屈。
我背对着她，看着窗外的高楼林立。
“借鉴？”我重复着这个词，缓缓地转过身，“王诗雅，你用来保送的获奖作品，构图、配色、甚至连每一处细节，都和我母亲的遗稿一模一样。你管这个，叫借鉴？”
王诗雅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扶了扶眼镜，语气也强硬了起来：“你有证据吗？那都是十六年前的事情了！就算有点像，又怎么样？艺术本来就是共通的。哥，你是不是这些年过得太顺了，所以总觉得全世界都欠了你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不想再和她做这种无谓的争辩：“我们工作室不接这个项目，请你离开。”
王诗雅坐在椅子上，没有动。
她沉默了几秒钟，忽然，她又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阴冷的东西。
“哥，你先别急着拒绝。其实，我今天来找你，除了项目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她从公文包的内侧夹层里，慢条斯理地，抽出了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展开，平铺在桌上，推到我的面前。
那是一张医院的诊断报告复印件。
患者姓名那一栏，赫然写着：顾建国。
而在诊断结论那一栏，用加粗的黑体字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词：肝硬化晚期，肝功能失代偿，伴有严重并发症。
我的目光，死死地定格在那几个字上，全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爸的病，已经有三年多了。他一直不让我们告诉你，怕你担心。”王诗雅的声音，平稳得像是在播报天气预报，“最近情况恶化，进了重症监护室。昨天才刚刚抢救过来，转到普通病房。医生说，要做好心理准备，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
她停顿了一下，仔细地观察着我的每一个细微的表情。
“爸他清醒的时候，嘴里一直迷迷糊糊地，喊着你的名字。”王诗雅继续说道，语气里带上了一丝恰到好处的悲伤和沉重，“我和妈商量过了，觉得这件事，必须得让你知道。不管以前发生过什么，他毕竟是你的亲生父亲。他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再见你一面。”
我盯着那张诊断报告。
白纸，黑字。
滨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红色公章，像一滩干涸的血，刺痛了我的眼睛。
十六年。
五千多个日日夜夜。
我从一个浑身是伤、背井离乡的少年，变成了如今这个在沧海拥有自己事业的男人。
我以为，那些刻骨的伤痛，那些被剥夺的尊严，那些屈辱的过往，早已被时间的长河冲刷得干干净净，结成了坚硬的疤。
可是，这张轻飘飘的纸，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毫不留情地，再次剖开了那道血肉模糊的伤口。
“哥，”王诗雅的声音再次响起，比刚才更轻，却像一根毒针，精准地扎进了我的心脏，“妈让我转告你，当年爸打你，是她不对，是她没有拦住。爸后来其实一直很后悔，只是他那个人好面子，拉不下脸来找你。那张火车票……其实是妈自作主张买的，爸他事先并不知道。她当时也是被气糊涂了，怕你和我的矛盾越来越深……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有什么误会，说开了就好了。”
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却没有收回桌上的那份诊断报告。
“项目的事情，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无论从公事还是私事的角度，这对你，对远航工坊，都是一个百利而无一害的好机会。”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了脚步，回过头。
“爸那边……你看看什么时候方便，尽快回去一趟吧。医生说，最好……能趁他现在，还有精神的时候。”
她拉开门，走了出去。
办公室的门，在身后轻轻地合上。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得只剩下我自己的心跳声。
周鹏从外面探进头来，小心翼翼地问：“小顾，你没事吧？那真是你妹妹？你们家这……”
我无力地摆了摆手，示意他别再问下去。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
王诗雅的身影很快出现在了公司门口，她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就在她拉开车门准备上车的时候，她似乎有所察觉，抬头朝着我办公室窗户的方向，望了一眼。
隔着这么远的距离，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车子很快汇入了川流不息的车河，消失不见。
我靠在冰冷的玻璃窗上，从口袋里摸出烟盒，点了一支。
我已经戒烟很多年了，但此刻，我迫切地需要尼古丁来麻痹自己快要炸裂的神经。
父亲病危。
肝硬化晚期。
他想见我。
王秀梅承认了当年的火车票是她买的。
父亲后悔了。
王诗雅带着一个利润丰厚的项目，带着父亲病危的消息，就这样，堂而皇之地，重新闯入了我的生活。
这一切，听起来是那么的合情合理，充满了迟来的歉意，充满了亲情的召唤，也充满了现实的利益。
可是。
那片写着“SY”的、沾有女性皮肤碎屑的创可贴。
王诗雅在提起当年那件“获奖作品”时，眼神里那一闪而过的慌乱和阴鸷。
还有，她最后说的那句“我们毕竟是一家人，有什么误会，说开了就好了”——那种轻描淡写，那种试图将所有的罪恶都归结为“误会”的从容。
烟雾缭绕中，我掐灭了手里的烟。
我走回办公桌，打开那个尘封的纸箱，拿出了那个装着创可贴的证物袋。
里面的创可贴，静静地躺着。那两个蓝色的字母“SY”，在灯光下，显得格外刺眼。
我猛地想起了什么，立刻抓起手机，翻出了那个滨城社区张主任的电话，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通。
“喂，张主任吗？我是顾远。不好意思这么晚还打扰您，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您上次说我父亲身体不好，具体是什么病？大概有多久了？”
张主任似乎有些惊讶：“小远啊……你爸的病，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肝上的毛病吧？得有好些年头了。唉，你爸这个人，就是要强，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从来不跟外人说。我也是上次去他家登记信息，看他脸色实在太差了，多嘴问了一句，他才含糊地提了提。怎么，他没跟你说吗？”
“没有。谢谢您，张主任。”
挂断电话，我无力地坐回到椅子上。
张主任说“好些年头了”。
王诗雅说“有三年多了”。
时间上，基本吻合。
但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如此巧合地，王诗雅会带着项目出现，同时告知我父亲病危的消息？
这真的只是一个巧合吗？
我打开电脑，在搜索框里输入“滨城 新艺设计 王诗雅”。
很快，就找到了她的个人履历页面。
简介写得非常光鲜：滨城美术学院硕士毕业，曾荣获多项国内外设计大奖，现任新艺设计公司首席设计师。
看起来，一切正常。
我又重新搜索了当年那一届青少年艺术设计大赛的获奖名单，找到了关于王诗雅获奖的详细报道。
报道里附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王诗雅和她的指导老师的合影。
那位指导老师，姓谭。
我盯着照片上那位谭老师的脸，总觉得有些眼熟。
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努力地在记忆里搜索着。
滨城……红星机械厂……王秀梅是子弟中学的老师。
这位谭老师，会不会也曾经是那个学校的老师？
我尝试着在搜索框里输入“滨城 红星子弟中学 教师 谭”。
没有搜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线索，似乎在这里中断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照常工作，但心里那根弦，却始终紧紧地绷着。
王诗雅没有再联系我，那个所谓的高端酒店项目，也再没有了下文。
仿佛那天她的出现，真的只是一场幻觉。
但我却收到了一个匿名的快递。
寄件人信息是空白的，寄件地址显示是滨城。
我拆开快递，里面是一本厚厚的病历复印件，还有各种化验单、影像报告的复印件。
所有的患者姓名，都是顾建国。
诊断记录、病程发展、用药清单，时间跨度长达三年。
最后一张，是最近的重症监护室记录，和转入普通病房的病情评估。
病历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医生的签名、医院的公章，都不像是伪造的。
随病历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用A4纸打印的便条，上面只有一行字：“哥，爸想见你。最后一次。”
没有落款。
是王诗雅寄来的吗？
我不知道。
我将那本厚厚的病历，一页一页地，仔细翻完。
肝硬化，失代偿期，门脉高压，消化道大出血……那些冰冷的医学术语，无情地描绘着一个生命正在逐渐走向衰败的全过程。
在最后几页的医生手写记录里，我确实看到了这样的字句：“患者情绪极度低落，有厌世倾向，时常提及长子，建议家属配合进行心理疏导。”
是真的。
父亲，真的快要死了。
这个认知，像一块万斤巨石，重重地压在了我的胸口。
我以为，十六年的时光，早已将那份所谓的父子亲情，消磨得一干二净。可是，当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诊断，想象着那个曾经挥舞着拖把杆，对我怒声嘶吼的男人，如今正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我心脏的某个角落，还是传来了一阵尖锐的、无法忽视的刺痛。
恨吗？
当然恨。
但是，在那份刻骨的恨意底层，是否还残留着一丝连我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属于“儿子”的牵绊？
我盯着那张写着“最后一次”的便条，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我拉开了书房抽屉的最深处，拿出了那个我珍藏了十六年的小铁盒。
里面，除了母亲的照片，就是那张单程的火车票。
滨城沧海。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边缘已经严重磨损起毛的旧车票。
回去吗？
去见那个曾经为了一个谎言，打得我遍体鳞伤、将我赶出家门的父亲，最后一面？
去面对那个偷走了我母亲的遗物、如今又带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出现在我面前的“妹妹”？
去踏进那个，早已不属于我的“家”？
我不知道。
就在这时，工作室的门，又被敲响了。
周鹏去开了门，然后大声喊道：“小顾，有人找你。”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大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穿着一身朴素的旧夹克衫的老人，正有些局促不安地站在门口。
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探究和犹豫。
“你……是顾远？”老人开口问道，声音有些沙哑。
我点了点头：“我是。请问您是？”
老人走了进来，反手轻轻地关上了办公室的门，仿佛要隔绝外面的一切声音。
他的目光，快速地扫过我工作室里的陈设，最后，重新落回到我的脸上。他的嘴唇翕动了几下，像是下了极大的决心，才终于压低了声音，用一种只有我们两个人才能听清楚的音量，开口说道：
“当年你爸那届青少年设计大赛，拿金奖的本是他，你继母林慧的父亲是大赛赞助方的副总，私下找我和几位评委施压，改了获奖名单，把金奖给了林慧。你爸性子倔，当众质疑结果，被主办方记恨，没多久厂里就找由头把他调去了最苦的车间，积劳成疾落下病根。”
我鼻尖一酸，想起父亲常年捂着胸口的模样，想起继母每次提起大赛，总假意惋惜说父亲没那个命。
“还有你那个妹妹，她根本不是林慧和你爸生的。当年林慧嫁过来时就怀了孕，是她和前男友的孩子，你爸心软，想着给你找个伴，便认下了。这些年她们娘俩占着你爸的房子、抚恤金，连你爸生前的设计手稿都藏起来了，那些手稿里，有他给你留的成年礼物，是套完整的设计作品集。”
谭叔叹了口气：“我当年没敢说，愧对你爸的信任，如今他走了五年，林慧她们变本加厉想把你赶出家门，我不能再沉默。我这有当年的评委笔录和林慧的产检记录，明天上午十点，我在城南的老茶社等你，这些东西，该物归原主了。”
电话挂断，我靠在冰冷的墙面上，眼泪终于砸落。原来这些年的委屈、继母的冷淡、妹妹的骄纵，从来都不是我的错觉，而是一场藏了十几年的算计。父亲的隐忍和温柔，竟成了她们肆无忌惮的筹码，而我，必须为父亲讨回公道。
需要我继续往下写主角去茶社赴约的情节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