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我给一个女高音歌唱家修钢琴，她教我的，却不是音乐
发布时间：2026-01-15 08:52:37 浏览量：3
八十年代，什么都是新的，又什么都是旧的。
空气里有股子喇叭裤和蛤蟆镜的味道，混着点儿改天换地的兴奋，还有点儿前路茫茫的不知所措。
我，一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小子，靠着一手修钢琴的手艺混饭吃。
我爹传给我的。老爷子说，这活儿饿不死人，也发不了财，但能让你见着点儿人上人，学着点儿人样儿。
我那时候不懂，觉得不就是拧螺丝、换弦、听音嘛，能有多大学问。
直到一九八二年那个秋天，我接了个活儿。
电话是院里办公室打来的，说城西边儿一个大院，有架钢琴要修。
“小季啊，这活儿你得上点儿心。”办公室的李大妈压着嗓子，跟搞地下工作似的。
“李妈，您放心，我什么时候不上心过。”我正用砂纸打磨一个白键，头也没抬。
“那家不一样，”她说，“住的是个角儿，正经的角儿。”
我停下手里的活儿，“多大的角儿？”
“女高音，上过报纸，出过国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
八十年代，能出国的艺术家，那跟天上掉下来的凤凰也差不多了。
我嘴上“哦”了一声，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这种人的琴，金贵，毛病也多。跟人一样。
第二天，我蹬着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跨越大半个北京城。
车把上挂着我的工具包，帆布的，里头是我吃饭的家伙。各种扳手、起子、音叉、呢毡，还有我爹留下的几件德国货，宝贝着呢。
院子是真大，灰墙红门，门口还有个站岗的。
我报上名号，那小战士打量我半天，才打了个电话进去，放我进去了。
里头跟外头完全是两个世界。安静，太安静了。地上的落叶都没人扫，踩上去“沙沙”地响，跟电影里似的。
一栋栋红砖小楼，错落有致。
我找到了门牌号，是一栋二层小楼，门口种着两棵海棠。
深呼吸，敲门。
“梆，梆梆。”
没人应。
我心想，不会吧，耍我呢？
又敲。
这次门里头传来一阵拖沓的脚步声，然后是锁舌转动的声音。
门开了条缝。
一张脸探了出来。
不是我想象中那种艺术家画报脸，化着浓妆，眼高于顶。
素面朝天，头发有点乱，拿个夹子随便在脑后别着。眼袋很重，看着没睡醒，一脸的不耐烦。
“谁啊？”她问，嗓子有点儿沙。
“修钢琴的。”我把介绍信递过去。
她没接，就那么隔着门缝瞟了一眼，又瞟了我一眼。
“哦，进来吧。”
门“吱呀”一声完全打开，她转身就往里走。
我跟进去，反手把门带上。
屋里光线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香味，又有点儿发霉的味道。说不上来。
客厅大得吓人，摆着西洋式的沙发，但上面堆满了书、乐谱，还有乱七八糟的衣服。
跟个仓库似的。
钢琴摆在客厅最里头，靠窗的位置。一架黑色的雅马哈，看块头就不便宜。
琴盖上落了薄薄一层灰。
“就是它。”她指了指钢琴，然后一屁股陷进沙发里，摸索着找出一根烟，点上。
抽烟的女高音？
我有点儿蒙。
“您……怎么称呼？”我还是问了一句，这是规矩。
她吐了个烟圈，烟雾缭绕里，眯着眼看我。
“叫我林老师吧。”
“林老师。”我点点头，走到钢琴前。
我没急着打开琴盖，而是绕着它走了一圈。
就像老中医看病人，得先“望闻问切”。
琴身有几处划痕，不深。琴腿儿有点儿松。
“哪儿不对？”我问。
“弹着不得劲儿。”她说，“声音发闷，跟堵着棉花似的。”
我掀开琴盖，一股子尘土和旧木头的味道扑面而来。
琴键倒是挺干净，就是颜色有点儿发黄。
我坐下来，从C大调开始，一个一个音地往下按。
“哆，来，咪，发，嗦……”
果然，高音区跟被掐住了脖子一样，低音区倒是还行，就是嗡嗡的，不清爽。
“是有点儿闷。”我说。
“有点儿？”她冷笑一声，“小师傅，我靠这个吃饭的。”
我没接茬。
打开顶盖，里头的景象让我皱了眉头。
弦上有点儿锈斑，榔头上的呢毡磨损得厉害，好几个都变形了，还黏着些脏东西。
“您这琴，多久没拾掇了？”
“忘了。”她又抽了口烟，眼神飘向窗外，好像那儿有什么比一架昂贵的钢琴更重要的事。
“这活儿不小。”我说，“得大修。里头得全拆了，清理，更换零件，再重新调。”
“要多久？”
“顺利的话，三五天吧。每天都得来。”
“钱呢？”
“修完再说。”我从工具包里拿出扳手，“今天先拆。”
她“嗯”了一声，就不再说话了。
整个下午，客厅里只有我拆卸零件的“叮当”声，和她时不时翻动书页的“沙沙”声。
她就那么窝在沙发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本接一本地看书。
我偶尔抬头看她一眼，她好像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不在意我这个外人，也不在意她那台“吃饭的家伙”正在被我大卸八块。
这种感觉很奇怪。
我修过不少琴，琴的主人大多紧张得不行，全程跟监工似的盯着我。
有的还爱指手画脚，说什么“这儿你得轻点儿”，“那儿不能那么弄”。
她倒好，跟没事人一样。
好像那琴不是她的。
收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我把拆下来的零件一个个用布包好，放在地上。
“今天先到这儿。”我说。
她从书里抬起头，眼神有点儿迷茫，好像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
“哦。”她站起来，伸了个懒腰。
那一瞬间，我才看清她的身形。很高，很瘦，穿着一件宽大的旧毛衣，但依然能看出是个架子。
“你吃饭了吗？”她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还没。”
“家里没东西，你自己在外头解决吧。”她说。
我心想，你问我这句，我还以为要留我吃饭呢。
“知道了。”我背上空了一半的工具包。
走到门口，她又叫住我。
“喂。”
我回头。
“明天早点儿来。”她说，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我站在门外，摸了摸鼻子。
这个林老师，有点儿意思。
第二天我去了个大早。
门是虚掩的，我推门进去，她已经坐在沙发上了。
还是昨天那身衣服，还是在抽烟看书。
好像她一晚上都没动过。
“林老师，早。”
她抬眼皮看了我一下，算打过招呼。
我也不在意，放下工具包，开始干活。
今天的任务是清理。
我用一个小吸尘器，把我爹改造过的，吸力刚刚好，不会伤到里面的零件。
一点一点，把积了多年的灰尘吸出来。
灰尘里什么都有，毛絮，小虫子的尸体，甚至还有一小片干枯的玫瑰花瓣。
我把花瓣捻起来，看了看。
“别看了。”她冷不丁地说。
我吓了一跳，手一抖，花瓣碎了。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她声音淡淡的。
我没敢问是什么事。
埋头继续干活。
“小师傅，你叫什么？”她又问。
“季卫国。”
“保家卫国的卫国？”
“对。”
“多大了？”
“二十二。”
“哦，年轻。”她笑了笑，但那笑意没到眼睛里。
“你爹也是干这个的？”
“嗯。”
“手艺不错。”
“您怎么知道？”
“看你干活就知道了。”她说，“不慌不忙，有板有眼。跟那些毛手毛脚的二把刀不一样。”
被人夸，我心里还是有点儿得意的。
“熟能生巧罢了。”
“这世上，能把一件事干到‘熟’，就不容易了。”她掐灭烟头，又点上一根。
“我看您这儿的乐谱，都是外文的。”我没话找话。
“嗯。”
“您……常出国？”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有点儿深。
“去过几个地方。”
“国外好吗？”我问，这是我最好奇的。报纸上说的天花乱坠，但谁知道真的假的。
“好，也不好。”她说。
“怎么说？”
“干净，东西多，是真的。但人跟人，隔着一层玻璃。”她比划了一下，“看得见，摸不着。没劲。”
我不太懂她说的“没劲”是什么意思。
在我看来，能出国，就是最大的“有劲”。
“你喜欢音乐？”她反问我。
我摇摇头，“谈不上。就是个手艺，吃饭的家伙。”
“那你修琴的时候，不想听听它被人弹响了是什么样？”
“不想。”我说的是实话，“我只关心它音准不准，有没有杂音。”
她沉默了。
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再说话了。
“你这样，挺好。”她说。
我不知道她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
第三天，我开始更换零件。
榔头上的呢毡，我换了上好的德国货。琴弦也换了几根锈得厉害的。
这是个细致活儿，比绣花还细。
她今天没看书。
而是开了客厅里的那台老式唱机。
放的是歌剧。
意大利语的，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但那女声，跟大炮开火似的，一会儿冲上云霄，一会儿又钻进地里，把我震得一愣一愣的。
“这是谁唱的？”我忍不住问。
“一个朋友。”
“真厉害。”
“厉害？”她笑得有点儿讽刺，“她自己吊死在米兰的歌剧院后台了。”
我手里的扳手“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为……为什么？”
“她觉得自己的声音里，没有‘人’了。”
我完全听不懂。
声音就是声音，怎么会没有“人”？
“她追求最完美的技巧，最标准的发音，最华丽的音色。”林老师走到窗边，拉开了一点窗帘。
阳光照进来，在她脸上投下一道明暗的分割线。
“她做到了。所有人都说她是‘上帝的乐器’。但她说，乐器是空的，里面没有人。”
“她唱的所有角色，喜怒哀乐，都像是从书上复印下来的，精准，但是假的。”
“有一天，她唱完《蝴蝶夫人》，谢了三次幕，回到后台，就没再出来。”
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一个世界顶尖的歌唱家，因为觉得自己的声音里“没有人”就自杀了？
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你不懂，是吗？”她回头看我。
我老实地点点头。
“你觉得，是吃饱了撑的？”
我没敢点头，但心里是这么想的。
她没生气，反而笑了。
“你不用懂。”她说，“你只要把琴修好，让它发出它该发出的声音，就够了。”
“你比她活得明白。”
那天下午，她一直在放那个朋友的唱片。
我就在那个“没有人的声音”里，把一个个零件装回去。
我开始觉得，这屋子，这架琴，这个人，都透着一股邪性。
第四天，是调音。
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我拿出我的宝贝音叉，A4，440赫兹。
我爹从德国带回来的，他说，这玩意儿比黄金还准。
我先调基准音，然后按照十二平均律，一个八度一个八度地往上、往下扩展。
这是个水磨工夫，急不得。
耳朵得像雷达一样，捕捉最细微的音高差异。
林老师今天也没看书，也没放唱片。
她就坐在沙发上，看着我。
一言不发。
她的目光像探照灯，把我里里外外照了个透。
我有点儿不自在。
“你紧张了？”她忽然开口。
“没。”我嘴硬。
“手有点儿抖。”
我低头一看，还真是。
“别理我。”她说，“你就当我是个摆设。”
说得轻巧。
一个大活人，一个女高音歌唱家，坐在那儿跟审犯人似的盯着你，谁能当她是摆设？
我干脆停下来，点上一根烟。
“给我一根。”她说。
我愣了，把烟盒递过去。
她抽出一根，我凑过去给她点上。
离得很近，我能闻到她头发上的味道，还是那种说不出的香味。
“你觉得，什么是‘准’？”她吸了一口，问。
“音叉就是准。”我说。
“那音叉是谁定的？”
“是……标准。”
“谁的标准？”她追问。
我被她问住了。
“这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认这个标准。不然就乱套了。”
“是吗？”她看着我，眼睛里有种我看不懂的东西，“可音乐，有时候恰恰需要‘不准’。”
“为什么？”
“太准了，就跟机器一样，没意思。”她说，“人是有情绪的，高兴的时候，声音会高一点，亮一点。难过的时候，会低一点，暗一点。这都是‘不准’，但这是‘人’。”
我好像有点儿明白了她那个自杀的朋友。
“你是说，那个唱《蝴蝶夫人》的……”
“她太准了。”林老师说，“她把自己训练成了一台最精密的仪器，却忘了人不是仪器。”
“她唱的悲伤，是F小调的悲伤，不是她自己的悲伤。”
我沉默了。
我手里的扳手，我包里的音叉，我学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准”字。
可她现在告诉我，“不准”才是“人”。
那我算什么？
一个专门把“人”从琴里拿走，换成“准”的工匠？
我那天活儿干得特别不顺。
脑子里全是她的话。
“准”和“不准”，像两个小人在我脑子里打架。
收工的时候，我问她：“林老师，那这琴，我到底是往准了调，还是往不准了调？”
她笑了，笑得特开心，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
“你呀，”她指着我，“你先把它往‘死准死准’里调。”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把它变‘活’。”
第五天，我把琴调到了我这辈子调得最准的一次。
每一个音，都跟我的A4音叉是绝对的亲戚。
我弹了一遍，声音清澈、干净，但也冰冷。
像冰块掉在玻璃上。
“好了。”我对她说。
她走过来，坐下，没弹。
她只是把手放在琴键上，闭着眼睛。
像在跟一个老朋友交流。
过了好一会儿，她睁开眼。
“来，你坐这儿。”她指了指我。
“干嘛？”
“我让你听样东西。”
她走到客厅中间，站定。
那儿是整个房间的中心。
她清了清嗓子。
然后，她开口唱了。
没有伴奏，就是清唱。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歌，也听不懂歌词。
但那声音，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不是唱机里那种炮弹一样的声音，也不是那种“没有人的声音”。
那声音很轻，像是在你耳边说话。
里头有叹息，有呢喃，有抱怨，有撒娇。
我听见一个女人在黄昏的窗前，等着她的情人。
我看见她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又担心，一会儿又生气。
她的所有情绪，都在那个声音里。
声音不高，也不亮，甚至有几个地方，我这个“准”师傅听着，都有点儿“不准”。
但就是这个“不准”，像钩子一样，挠着你的心。
一曲唱完，屋里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我忘了鼓掌，忘了说话。
我整个人都傻了。
“听见了吗？”她问。
“听见了。”我嗓子发干。
“听见什么了？”
“人。”我说。
她笑了。
笑得像个孩子。
“现在，”她说，“我们来让这架琴里，也有‘人’。”
她让我坐在琴凳上。
“你别动，就听。”
她让我把一个音，比如中央C，弹下去，别松手。
然后她开始在琴弦上做文章。
她让我看她怎么用一块小小的呢毡，轻轻地改变琴弦的振动。
“你看，这样，声音就暖了一点，像隔着一层雾。”
她又用一个金属夹子，夹在另一根弦上。
“这样，就带了点儿金属声，像心里藏着事儿。”
她甚至让我把一颗螺丝拧松一点点。
“听，”她说，“这个音，是不是有点儿不甘心？”
我完全被她镇住了。
这已经不是修钢琴了。
这是魔法。
她不是在调音，她是在给这架钢琴注入灵魂。
她在教它“说话”。
那天，我们俩，一个女高音歌唱家，一个修琴的小子，像两个玩疯了的孩子，把那架名贵的雅马哈折腾得“面目全非”。
我们让它的高音区带上了哭腔，让中音区变得像在讲故事，让低音区充满了叹息。
最后，她坐下来，弹了一段。
还是我听不懂的曲子。
但那声音，活了。
每一个音符都在呼吸，在说话，在表达情绪。
我听得入了迷。
“现在，你觉得它‘准’吗？”她问。
我摇摇头。
“它不准。”我说，“但它好听。”
“这就对了。”她说，“艺术，从来就不是为了‘准’。”
“那为了什么？”
“为了折腾。”她站起来，又点上一根烟，“把心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折腾出来，让人听见。听见了，心里就痛快了。”
“不管是唱，是画，还是弹琴，都是一个理儿。”
我看着她，烟雾后面的那张脸，忽然变得无比清晰。
我好像有点儿懂她了。
也懂了那个自杀的歌唱家。
一个把自己折腾没了。
一个，把折腾当成了活着本身。
那天我走的时候，她把钱递给我。
一个厚厚的信封。
我捏了捏，比我预想的要多不少。
“林老师，用不了这么多。”
“拿着。”她说，“这是你应得的。你今天不是修琴的，是我的搭档。”
我没再推辞。
“我以后，还能来听您唱歌吗？”我鼓起勇气问。
她看了我一眼。
“想来就来吧。”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会像那些小说里写的一样，发展出点儿什么。
一个年轻的工匠，一个神秘的艺术家。
但生活不是小说。
我又去了几次。
有时候她在家，有时候不在。
在家的时候，她还是老样子，看书，抽烟。
我会给她带点儿新出的唱片，或者市场上的新鲜玩意儿。
她也不客气，收下。
她会给我放她新录的歌，或者讲一些国外巡演的破事儿。
比如在意大利跟人吵架，在法国丢了行李，在德国吃不惯猪肘子。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一点儿艺术家的光环。
但听着特真实。
她说，她不喜欢上台。
“一上台，就得端着。得笑，得鞠躬，得扮演那个‘女高音歌唱家’。累。”
“那你为什么还唱？”
“不唱，我能干嘛？”她反问我，“我这辈子，只会干这一件事。”
我明白了。
她不是爱唱歌，她是没得选。
就像我，也不是多爱修钢琴，但这是我吃饭的家伙。
我们都是被生活拧上了发条的钟，不得不走。
只是她走得比我光鲜，也比我累。
有一次，我给她带去了两只刚从玉渊潭捞上来的大闸蟹。
我亲自下厨，给她蒸了。
她吃得特香，一点儿没剩。
“好久没吃着这个了。”她说，“在国外，那些玩意儿，叫长毛的蜘蛛。”
我们都笑了。
那天她喝了点儿黄酒，脸红扑扑的。
她给我讲了那个送她玫瑰花瓣的男人。
是个诗人，很有才华，也很穷。
他们好了三年。
后来，她要出国，团里给的名额，改变命运的机会。
走之前，诗人跟她说，你要是走了，就别回来了。
她说，我必须走。
“我走了，就真的没再回去。”她看着窗外，眼神悠远。
“后悔吗？”我问。
“不后悔。”她说，“但有时候会想，如果我没走，现在会是什么样。”
“可能会在一个筒子楼里，为了一毛钱的白菜跟人吵架。”
“也可能，他已经不是诗人了，变成了个油腻的胖子。”
“谁知道呢？生活没法假设。”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流眼泪。
就一滴，很快就擦掉了。
“没劲。”她又说出这个词。
我忽然懂了。
她说的“没劲”，不是无聊，是一种巨大的，无处安放的虚空。
她的舞台在维也纳，在米兰，但她的根，她那些最鲜活的记忆，都留在了这个“没劲”的地方。
她像个风筝，线在那头，可身子在这头，永远飘着，落不了地。
后来，她又要出国巡演。
走之前，她把家里的钥匙给了我。
“帮我照看一下。”她说，“定期来给花浇浇水，给唱机掸掸灰。”
“还有，”她指了指那架钢琴，“别让它‘准’回来。”
我点点头。
她走了。
我成了那栋小楼的常客。
每周去一次，浇花，打扫，然后坐在那架“不准”的钢琴前，弹几个不成调的音。
我开始试着去听那些“不准”背后的东西。
这个音，是不是有点儿寂寞？
那个音，是不是有点儿不服气？
我爹听见了，把我骂了一顿。
“你这是修的什么玩意儿？跑调跑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没法跟他解释。
他一辈子追求“准”，那是他的世界。
而我，被林老师带进了另一个世界。
那里没有绝对的“准”，只有无穷无尽的“人”。
林老师偶尔会给我寄明信片。
罗马的斗兽场，巴黎的铁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
背后的字，总是很潦草。
“这儿的牛排跟石头一样。”
“丢了个箱子，里面有我最喜欢的睡衣。”
“隔壁的男中音打呼噜像头熊。”
没有一句是关于音乐的。
全是生活。
一九八四年春天，她回来了。
瘦了，也更沉默了。
我去机场接她，她看见我，笑了笑。
“长高了。”她说。
“我二十四了。”
回到家，她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那架钢琴。
她坐下来，弹了一段。
然后回头看我，“你把它照顾得很好。”
“它还是‘不准’的。”我说。
“我知道。”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桌子菜。
我们俩喝了很多酒。
她告诉我，这次巡演，很不顺利。
她的嗓子出了点问题。
“医生说，声带过度疲劳，需要休息。”
“那就歇着呗。”我说。
“歇？”她苦笑，“这一行，就像逆水行舟。你一歇，马上就有人把你拍死在沙滩上。”
“我已经唱不上去了。”她指了指天花板，“以前能到的高度，现在，看得见，摸不着。”
我心里一沉。
我知道，这对她意味着什么。
“我完了。”她说，眼睛红了，“我这辈子，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
“你可以教课。”
“教什么？教那些孩子怎么把声音里的人味儿都磨掉，变成一台完美的机器？”她激动地站起来，“然后等他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再告诉他们，对不起，你们都错了？”
我无言以对。
那晚，她喝醉了，趴在桌子上，哭了很久。
嘴里一直念叨着那个诗人的名字。
我把她扶到床上，给她盖好被子。
看着她那张泪痕斑斑的脸，我忽然觉得，她和我，其实没什么不同。
我们都在用自己唯一会的手艺，跟这个操蛋的生活死磕。
只不过，她的战场更大，摔得也更惨。
第二天，她醒来，跟没事人一样。
绝口不提昨晚的事。
她开始深居简出。
推掉了一切演出和应酬。
她不再唱歌了。
连唱机都不开了。
整天就是坐在沙发上，抽烟，发呆。
有时候，一坐就是一天。
我照常去看她。
有时候我们说几句话，有时候，我们就是沉默地坐着。
我知道，她在往下沉。
像一块石头，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湖里。
我想拉她一把，却不知道该怎么伸手。
有一天，我去的时候，发现那架钢琴的琴盖上，蒙了厚厚一层灰。
我心里“咯噔”一下。
推开门，屋里一股浓重的酒味。
她倒在沙发上，人事不省。
旁边是好几个空酒瓶。
我把她摇醒。
“你不能再这样了！”我冲她喊。
她看着我，眼神空洞。
“不然呢？”她喃喃地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怎么没意思了？”我急了，“你不唱歌了，你还是你啊！”
“我不是了。”她摇头，“林佩珊，那个女高音歌唱家，已经死了。”
“你放屁！”我这辈子第一次对一个女人说脏话，“林佩珊没死！她就在我面前！”
“你不是只会唱歌！你还会抽烟，会喝酒，会做饭，会骂人！你还会把一架‘准’的钢琴，变成一个会说话的‘人’！”
“这些，那些歌剧院里的人知道吗？那些给你鼓掌的人知道吗？他们不知道！只有我知道！”
“你他妈的不是什么‘上帝的乐器’！你就是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
我吼完了，屋里死一般地寂静。
她看着我，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往下掉。
她没有哭出声，就是那么无声地流泪。
然后，她忽然抱住了我。
抱得很紧，很紧。
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浮木。
“卫国，”她在我耳边说，“谢谢你。”
那天以后，她不喝酒了。
但她还是不唱歌。
她开始整理屋子。
把那些堆积如山的书和乐谱，一本本分类放好。
把那些落了灰的唱片，一张张擦干净。
她甚至开始在院子里种花。
她说，她想把以前没时间干的事，都补回来。
她看上去，平静了很多。
但只有我知道，她心里那根弦，还是断的。
她只是把它藏起来了。
一九八五年夏天，她决定离开北京。
“去哪儿？”我问。
“不知道。”她说，“走到哪儿算哪儿。”
“我找到了那个人。”
我心里一震。
“那个诗人？”
她点点头。
“他在南方一个小镇上当中学老师，结婚了，有两个孩子。”
“你怎么知道的？”
“我写信去他老家问的。”
“那你还去找他？”
“我不找他。”她说，“我就是想去那个镇上看看。看看我没选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样。”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走的前一天，她把那架雅马哈钢琴送给了我。
“太大了，带不走。”她说，“你留着吧。算是……我的念想。”
“别把它调‘准’了。”她又嘱咐了一句。
我开着一辆借来的卡车，把那架钢琴拉回了我那个只有十平米的小屋。
屋子被占去了一大半。
我爹气得三天没跟我说话。
她走了。
没有明信片，没有电话。
就像一颗石头沉进了大海，再也没有音讯。
生活还在继续。
我继续修我的钢琴。
手艺越来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
后来，我自己开了个琴行。
结婚，生子。
日子过得不好不坏。
我把我爹传给我的手艺，传给了我儿子。
但我告诉他：“‘准’只是基础。一台好琴，得有‘人味儿’。”
我儿子不懂。
就像当年的我，不懂林老师一样。
九十年代末，我因为生意上的事，去了一趟南方。
鬼使神差地，我打听到了那个小镇。
坐了很久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
小镇很破，很旧。
我在镇上唯一的中学门口，等了一下午。
放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中年男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坐着一个小女孩。
他有点儿胖，头发也秃了。
脸上带着一种被生活磨平了的疲惫。
我知道，那就是他。
我没有上前。
就那么远远地看着他们消失在街角。
我在小镇的招待所住了一晚。
那一晚，我想了很多。
我想，如果当年林老师没有走，她会不会也变成这样一个，被柴米油盐磨掉所有光彩的普通女人？
也许，她是对的。
生活，没法假设。
有些路，没选，就永远是个梦。选了，就成了枷锁。
第二天，我离开了小镇。
我再也没有去打听过林老师的下落。
对我来说，她永远是那个在八二年秋天的下午，坐在沙发上抽着烟，眼神里藏着一个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
她教我的，不是音乐。
她教我，怎么在一个“准”字当头的世界里，找到那个“不准”的，活生生的，有哭有笑的“人”。
那架雅马哈，现在还摆在我的琴行里。
成了镇店之宝。
很多人想出高价买，我都没卖。
我儿子总是不理解。
“爸，这不就是一台旧钢琴吗？音都不准了。”
我摸着那发黄的琴键，笑了笑。
“你不懂。”
“这里头，住着一个人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