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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苡:从联大到中大

更新时间:2024-11-28 10:12  浏览量:11

第三章,从联大到中大(上)

1.没什么比唱歌更让人兴奋的了,一路上不断在唱。从天津到上海的船上我和李抱忱、杨纮武他们就唱,很开心,现在更兴奋,因为现在有更多的人。船上唱的是一般的歌,这时唱的都是抗日歌曲,可以放开来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好多人都是从敌占区来的,像我在天津,哪能放开了嗓子唱抗日歌曲?尽情地唱,真有一种自由解放的感觉。……开远是进入国境的第一站,从窗洞里一看到我们的国旗,看到云南兵,像是“回到祖国的怀抱”了。大家一阵欢呼,互相拥抱,又喊又叫,又唱又跳,好多人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

2.在昆明,一切都挺新鲜的,包括它一时晴一时雨的天气。虽然昆明不够现代化,和天津比,街道、房子都很老旧,没有高楼大厦,但我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还有那几座庙宇,西山上的“龙门”,城里金碧路上竖着的“金马”和“碧鸡”两个大牌坊……我们这些在租界长大的孩子觉得一切都美极了。当然还有翠湖和滇池,翠湖就像莫奈风格的油画,滇池那一大片平滑得像缎子一样的涟漪也是可以入画的,直到老年了我还会梦见。

3.我搬到青云街的时候,那个大院里已住满了从外地流亡到昆明的人,其中有些大名鼎鼎,过去是只闻其名的。我和郑颖孙先生住的是第一进,第二进楼上住着杨振声先生一家和沈从文先生,第三进住着民国初年为父报仇刺杀孙传芳的施剑翘和她弟弟,施剑翘因为行刺坐过牢,那时被放出来了,报上说她都称为“女侠”。

4.我屋里只有一张床,一条长凳,一张小破桌。雨大的时候,雨水从瓦檐上泄下来,整个是透明的门帘。我在“水帘洞”里,并不担心“水漫金山”了如何是好(屋里是最“原始”的泥巴地),只觉一切都新鲜有趣,甚至巴不得淹上一次才来劲——北方哪见过这么大的雨?而且天天下个不停。一片雨声当中,我唱起在中西学的歌:“雨!下雨啦!听那淅沥的雨点敲打着门窗!”一边唱,一边还在小木床上又是扭又是跳。

5.在青云街是头次见到沈先生,真是容易害羞的样子。他笑眯眯的,一口湖南话很绵软,说话声音很轻,不害羞也是有点害羞的样子。问了我些话,大概知道我的情况后称赞、勉励了我一通:刚满十九岁的女孩子有勇气离开富有舒适的家,心甘情愿吃苦,好啊!生活是本大书,现在生活跟过去不同了,不习惯吧?想家吗?莫想!莫想!这是抗战的年月,到底是跟日本鬼子打仗了,以后上了大学要好好读书,年轻人不拼命学习终不成!……

6.轰炸停止后我们跑出去看,翠湖周围炸得一塌糊涂。到处是倒塌的房屋,玻璃的碎片,街上许多联大的师生,满身的灰土。在人流里我看到了闻一多,乱乱的头发上全是灰土。在中西时,高玉爽老师领我们读新诗,闻一多的《死水》我会背,没想到第一次见到闻先生,是这样的情形。

7.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名人。讲“西洋通史”的是皮名举,讲“社会学”的是陈序经。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许多老师合教的,每人讲一两周,给我们上这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没有教材,他们各人讲各人的。我们许多女生期待的是闻一多、陈梦家,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有人以为沈从文也教“大一国文”,那是弄错了,“大一国文”都是教授才有资格上的,沈先生是名作家,但在联大排不上号,只是一位讲师。

8.吴宓给我们上过“欧洲文学史”,这是联大外文系二年级的必修课,高年级没修过的人也可选修。到现在我还能想起他上课时的样子: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走进教室。上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画着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仰首向天,一会儿低着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

9.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喜欢从宿舍里搬两把椅子到农校空旷的大操场上,坐那儿傻看月亮和各种形状白色的云飘过去。月亮下面什么都显得美,要是我们在月亮旁边发现了星星更是感到欣喜,提醒对方快看。星星伴着月亮对我们有特殊的含义,月亮代表着爱的人,星星是我们的自况,我们都希望自己是颗星,依傍心中的月亮,虽然月亮朦朦胧胧,在虚无缥缈之间。看着想着,忽然间眼眶就开始湿漉漉的,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揪心的感觉。

10.改善伙食,我们也会买教授太太们做的食物。很有些太太做出吃食来卖,补贴家用。有的把租的房子拿出一间来,有的就在门口生炉子,架上笼屉,蒸包子,起初吃的人是拿着就走,后来弄几条凳子坐那儿吃。我印象深的是菜饭,上面铺几片火腿,就是火腿菜饭,真是香。

11.在高原社第一次见到穆旦,他穿着破旧的校服,一介绍之后,过去听到的那些一下子都冒出来,对上号了—原来这就是那个被抛弃的诗人!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先入为主的印象,我觉得穆旦的表情是有点忧郁的,后来一直就是那感觉。现在流传的好些穆旦照片,看上去都很阳光,其实和他平常的状态很有差距的。

12.我一眼就看到陈蕴珍,还有闻一多,他们都走在队伍前面,陈蕴珍挺着胸,和旁边的人挽着胳膊,喊着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口号,激动又兴奋。那时昆明没多少路灯,他们又是从城郊过来,还打着火把,火光里游行的人,还有陈蕴珍的表情,真像电影里的画面。街道窄,离得很近,在二楼看得清清楚楚。我兴奋地大叫她的名字,她就在下面跟我招手。也不光是我兴奋,沿街的人都鼓掌,给他们加油,二楼还有人扔钞票下去,捐钱,我也拿钞票往下扔。大家都恨日本鬼子,齐心抗日的场面,没有不开心、不激动的。

第四章从联大到中大(下)

1.我代课的时候,冰心出现过好几次,她儿子是在南开念书的,担心学校的伙食不好,就在我母亲那儿搭伙,来接他回家时会在母亲屋里坐坐,说说话。因为看我带着小苡,她会告诉我该怎么育儿,很亲切的神态。

2.中大和联大,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生活一样的艰苦……我们的生活用水在今天不可想象。每个大宿舍外面都另外盖了一大间空屋,里面有几只马桶,还有两个极大的水缸。用水是校工从下面嘉陵江边挑上来的,水是浑的,那时大家也没有什么怕污染的环保意识,但我们必须用从小店里买来的明矾块每天早晚在洗脸水里转圈“打矾”,让泥沙沉淀,隔个时辰再把上面清水倒在另一只空脸盆里,这才能漱口洗脸,然后把那些泥沙往宿舍门外一泼,这是每天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头等大事。

3.我喜欢的是陈嘉的课。他讲课很生动,音色好,喜欢朗读,声情并茂的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讲课时往往自己就先陶醉了……我还记得有天早上有课,陈先生又来迟了,马大任调皮,说陈先生肯定是赶不过来了,散了吧。我们正要走,看见陈先生急急忙忙来了。大冬天,挺冷的,他鼻子冻得红红的,一件薄呢长大衣,大概是乘汽车时让人踩到下摆,撕坏了,挂下一块,狼狈极了。曹惇、马大任大声嚷:“You are late, Carl!”。他连声说:“Sorry! Sorry!!”。

4.那也是我和穆旦为数不多单独在一起说话。就坐在嘉陵江边上的小茶馆里,对面就是盘溪,我们看着对面的景,聊了很久。聊诗,我把我写的诗给他看的,请他提意见,他指出了一些毛病,但看我悲观兮兮的,还是鼓励的吧。那天是穆旦的生日,也聊个人生活上的问题,都有很多苦闷,就互相说。说到最后,发现两人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那个时候,什么都说不准的,分手了,何时再能见面,谁也说不准,也许就再也见不着了。

5.我从食堂出来,左手拿着我的搪瓷饭碗,右手拿着竹筷,优哉游哉地走过来,忽然看到蒋介石从食堂的另一个门出来了,这次没穿黑披风,只穿中山装。学校各方领导鞍前马后地跟着,估计是不得已陪着他来品尝我们的饮食。后来就看见他钻进食堂附近那个用破砖、竹笆糊起来的小破屋—男厕所。有几个男生在厕所外等着看热闹,嘻嘻哈哈地笑着,大声说:“‘委员长’吃我们的伙食拉肚子啦!”

6.在联大时还是刚刚过苦日子,大家还顾及形象,我上中大时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也不知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人已经疲了,食不果腹的,没劲讲斯文了,食堂开饭时男生都跟抢似的。小马(马大任)挤眉弄眼跟我吹嘘他的招数:人家排着队哩,他在后面隔老远把饭碗朝装饭的桶扔过去,倒扣在饭上,而后他就嚷嚷,让一让,那是我的饭碗,分开众人到饭桶跟前,满满地挖上一碗,大模大样走了。

7.我在中渡口的茶馆里写诗写长信,有时就会往竹躺椅上一躺做白日梦,恍惚李尧林一掀帘子就走来,温和地问我,我来了,你在写什么?中大有个礼堂,会有音乐会,一有机会我就去听,每到听得如痴如醉的时候,我会觉得大李先生一声不响就坐在旁边(他是特别讲礼貌的人,演出时是绝对不出声的),等到散场时,急着想和他讨论刚才那个男高音声音像他喜欢的吉利,还是我喜欢的卡鲁索,猛醒似的发现他已不见了。

8.有各种老鼠咬人的传说,最奇的是说老鼠特别喜欢咬小孩的鼻头。赵苡鼻子像她爸爸,比较尖挺,我就特别担心,好像鼻子尖老鼠就特别容易下口似的,有时半夜醒来,一睁眼看一只老鼠正目不转睛看着你,我会下意识地看看小苡的鼻子在不在。其实真要是咬起来,哪管你圆鼻头还是尖鼻头。

9.胡小石、唐圭璋、华粹深、吴伯匋、陶光、陶强等人,星期天常来我姐家唱昆曲,到时候就带着胡琴、箫来了。我母亲帮着我姐张罗,和这些人都熟,还有她的好恶,比如她喜欢胡小石、唐圭璋,觉得他们是真正的读书人,对吴伯匋就有点不以为然,说他一天到晚打麻将……胡小石先生喜欢赵蘅,每次来都要抱她,让她坐自己膝盖上。有次问叫什么名字,母亲就抱怨我哥起的名怎么难念,胡小石说,我给她起个名,就叫“蘅”吧。在古书上,蘅是一种香草。上小学时,“赵蘅”就成正式的名字了。

10.八月十五日那天,是白天,听到外面叫:“号外!号外!!—日本鬼子投降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到了那时候,我们都知道日本肯定会完蛋,抗战会胜利的,但是谁也没想到那一天突然就来了!太兴奋、太激动了,好像所有的人都跑到外面来,到处是欢呼声、鞭炮声,宿舍里的人赶紧凑钱去买鞭炮,所有的人都加入欢庆中来。美国航空队也出动了,在空中飞出V形,不光是队形,还飞出V形的线路。众人仰头看天上,外文系的刘崇德教授担心有人不解,得意地说:“V就是victory!就是‘胜利’呀!”

11.船是下午到的南京,一看见下关码头,船上的人就激动起来。船上有许多是南京本地人,南京是他们的家,九年了,有家不能回,这时见了家乡,大哭起来,好多人一起哭,泪流满面。我想起三八年从越南那边入关的情形,当时大家见着国旗,兴奋得又哭又跳。那时我十九岁,现在人到中年,有了两个孩子,没有那样的兴奋了。不是南京人,我对这里是陌生的,只是想,船上的日子结束了,流亡的日子总算结束了,生活该安定下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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