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演”为何只是首演？| 争鸣

更新时间：2024-12-03 16:43  浏览量：10

文 | 柳素

11月2日，《音乐周报》争鸣版发表了溪楠的《小马拉大车，满眼“世界首演”》一文。文章探讨了“世界首演”一词在当下音乐实践活动中“雷声大”这一现象，认为某些作品可能只是在小范围或特定场合进行首次演出，便冠以“世界首演”之名进行宣传，显然是对“世界首演”一词的夸大和误用。

笔者以为，“世界首演”应该是严谨、庄重、神圣的，通常是用来标识某部重大作品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公开演出的重要时刻，承载着创作者的心血、演出团队的付出，以及广大听众对该作品的期待。前文提到的夸大宣传做法确实会误导观众，削弱听众对“世界首演”的期待感，进而损害“世界首演”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不过，不同于前文作者的视角，作为一名二胡演奏者，笔者更关注的是“世界首演”为何只是首演——即许多音乐作品在经历了“世界首演”的辉煌之后，未能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这背后的原因是多元的。

首先，新作品过分注重文本而丢失音乐抒情本质。音乐创作产生的机制，可大致归纳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作曲家有感而发；另一种是作曲家受委约或为比赛进行命题创作。如果创作过于注重满足特定要求或展示作曲技术，便会忽略音乐本质的表达，沦为“仅演一次”的遗憾之作。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对音乐本质的把握出现了偏差，音乐是流动的艺术，固化的作品文本只有经由演绎才能称为音乐。因此，为避免陷入“为创作而创作”的窘境，可听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毕竟音乐创作不应仅仅局限于技术的堆砌，而应是一种表达情感、触动人心的艺术力量。

其次，现今音乐创作十分繁荣，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优质之作，然而在快速消费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作品很快就被新的作品所取代。诚如溪楠在文中所说：“虽然历经岁月磨砺洗礼，仍有一部分在当今依旧被音乐受众和音乐研究者奉为名作和经典。”让一部作品在浩瀚的历史潮流中留下印记，不被时间的洪流所淘汰的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持久的艺术价值。

此外，高昂的演奏成本成为不可忽视的障碍。具体而言，向出版商或作曲家租用一部8至10分钟的管弦乐队作品乐谱，这笔费用大约可以换来一部三折叠手机的“其中一折”。从乐团运营的经济视角来说，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吸引更多观众、上座率较高的音乐作品，以确保运营的可持续性。

“世界首演”庄重而严肃，不仅是对作曲家辛勤创作的肯定，也是音乐作品走向公众的重要一步。想要创作出更受演奏者青睐、让听众喜闻乐见的音乐作品，避免作品仅仅停留在首演层面，笔者以为可重点关注以下方面。

一、注重文本内涵，提升可听性。一部成功的音乐作品，不仅要具备深刻的艺术内涵，还要能触动人心，让听众在欣赏过程中产生共鸣。例如刘文金以长城为题材创作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听众不仅能从中领略到长城的壮丽与历史的沧桑，更能感受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二、注重时代精神，提升时代性。新文化时期，刘天华创作了振奋、向上的《光明行》；新中国成立后，曾加庆创作的《山村变了样》、顾武祥和孟津津创作的《喜送公粮》，歌颂了社会主义新中国；21新世纪，王建民的《第二二胡协奏曲——太湖风情》、李渊清的《桃花坞》等，歌颂祖国美好风光。这些作品是时代的产物，贴合大众的生活轨迹，更易引起听众的共鸣。

三、注重民族风味，提升民族性。如王建民的“二胡狂想曲”系列，六部作品分别以云南、湖南、新疆、西北地区、内蒙古及西藏为背景，融合了当地的音乐风格，具有浓厚的民族民间色彩。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深刻挖掘与创新，更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生动诠释，有利于激发各族人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四、注重宣传途径，提升传播性。如今处于电子信息化时代，纸媒、电子媒体及第五媒体（如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为音乐作品提供了广泛的传播渠道。线上线下的多维度宣传，有利于将优秀作品推向更广阔的受众群体，这不仅能提升作品的知名度，还能激发更多演奏者和听众的兴趣，从而增加作品的上演机会。

总而言之，“世界首演”应当是一个充满尊重与敬畏的词汇，它不应仅停留于一时，而应成为激励音乐家不断追求卓越、勇于创新的动力源泉，以求推出更多经得起时间考验、深入人心的优质作品。如此，艺术之树方能常青，文化之河方能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