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警察形象彰显国家法治进程

更新时间：2024-12-25 09:14  浏览量：4

肖军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作为1987年《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早已成为经典。而当这首歌曲再次出现在2024年《我是刑警》片尾时，似乎是不同年代的人民警察在穿越时空展开对话。一批又一批的公安干警前赴后继，把青春、热血和生命奉献给了他们热爱的职业。

两部作品相隔的近40年来，荧屏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公安剧，在掀起一波又一波观看热潮的同时，丰富多彩的警察形象更是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我是刑警》（2024）中的秦川、陶维志、武英德、曹忠恕，《狂飙》（2023）中的安欣，《警察荣誉》（2022）中的王守一、李大为，《三叉戟》（2020）中的崔铁军、徐国柱、潘江海，《营盘镇警事》（2012）中的范党育，《重案六组》（2001）中的郑一民、曾克强、季洁，还有《公安局长》（2003）中的李西东、《便衣警察》（1987）中的周志明等。

无论是对群像还是个体塑造，出色的演员们不仅演出了人民警察的“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精神品质，演绎中还反映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乃至中国法治进程。

塑造警察形象的同时，也具有普法功效

公安剧塑造的警察形象各不相同，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那些根据真实人物或案件改编的剧集中的形象。这些典型人物本身就是法治社会的代表，正面形象与法治建设不可分离。

《我是刑警》以全国公安一级英模、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全国公安一级英模、最美奋斗者、刑侦专家乌国庆以及真实案件中诸多原型人物、先进事迹为原型，展现了几十年来我国一线公安干警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破获大案要案的历程，尤其是剧集最后以“群像”的形式回顾了这些刑警办案的艰难险阻，令人泪目。根据1992年开封特大文物被盗案改编的《九一八大案纪实》（1994）中的武和平（本人饰演）、《猎罪图鉴》系列（2022、2024）中沈翊（檀健次饰）的原型张欣、林宇辉等，则都是刑侦领域著名的专家，通过热播影视剧而更加广为人知。

还有同是于和伟饰演的顾铭（2015年《刑警队长》，根据顾瑛真实事迹改编）、刘佳饰演的任长霞（2005年《任长霞》，根据任长霞真实事迹改编）等，将一大批公安系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搬上荧屏，体现了他们高超的刑侦水平、执法为民的模范行为和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是对法治建设有力的宣传。

除了塑造刑警形象，这些剧集中警察办案的过程也是普法的过程。

《我是刑警》中有两个名场面是由现实案件改编而来的，即千人同时在场观看视频查找犯罪嫌疑人踪迹（原型张克华案）、百人同时在河里捞作案工具手枪（原型凯里灭门案），在展现刑警本色的同时，也是对犯罪分子的有效震慑——只要犯罪，哪怕动用百人千人都一定会抓获凶手。

根据中国刑警在海外与当地警方开展执法合作的典型案例改编的《刑警之海外行动》（2021），讲述了以高笑天（吴刚饰）为代表的刑警组成的海外行动专案组，开展多国执法合作，最终破获多起跨境案件的故事，同样对犯罪嫌疑人起到了警示作用：法网恢恢，即便是逃到海外或者在海外针对中国公民犯罪（电诈案），也都会被抓捕回国。

根据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真人真事改编创作的《营盘镇警事》，讲述了一个扎根基层的派出所所长范党育（张嘉益饰）的工作点滴，小人物大情怀的故事增加了可看性，也表明了给基层老百姓普法才是最为紧迫的。

无论是基层派出所所长，还是公安部刑侦局领导或专家，剧集将刑侦工作进行纪实性再现，也是对这些典型人物和故事的艺术性呈现、法治化宣传，实现了刑侦题材影视作品法治人物故事创作的全新突破。

刑侦技术在进步，刑警形象也在转变

时代在变，刑侦剧中的刑警形象也在变，其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侦查技术、侦查手段变化的过程。这点尤其体现在时间跨度比较大的作品中。

在《我是刑警》中，办案警察从剧中原型为1995年黑龙江鹤岗市“1·28”持枪抢劫案开始，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只能简单在现场勘验，如提取痕迹物证、比对血迹等，导致侦破工作迟迟没有进展。之后，随着弹道检测、DNA检测、视频侦查、心理测试等技术的普及开来，刑警办案的手段在发生变化，之前没有想到的方法，结合现在的技术是可以实现的。如剧中多起案件侦查陷入僵局时，通过心理测试技术，获取有关信息，证实犯罪嫌疑人在撒谎，使其交代了杀人事实，最终破案。

而近年播出的反映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刑侦剧《看不见影子的少年》（2024）、《他是谁》（2023）、《尘封十三载》（2023）中的刑警们，也是从一开始没有技术到利用先进的技术尤其是DNA检测技术破案。在技术的加持下，丰富了办案手段，刑警群体显得更加智慧、更与时俱进，也更加符合法治精神。

技术和手段的变化并非抛弃原有的技术、手段，而应该是新旧技术、手段的结合。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一些刑警可能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固守传统的办案手法，不信任新技术；另一种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新技术上，完全抛弃了传统手法。《我是刑警》中，陶维志（富大龙饰）的性格复杂多面，有正义感，但是一根筋。自从知道了DNA，便一心试图通过DNA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数年跑了数不胜数的地方、查了无数人的家族谱系，还是没有结果。其问题就出现在“唯DNA论”，即没有结合传统的重建现场手段来锁定犯罪嫌疑人。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就在距离案发现场不超过10公里范围内，且是非常熟悉案发环境的本地人。如果一开始就更加科学地将新旧技术结合起来，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技术只是辅助手段，关键还是在侦查人员的分析。

当然，新旧侦查技术交替运用下的困境也是诸多刑侦剧巧妙设计的看点，刑警形象的变化随之显现。诸如《雪迷宫》（2024）、《重生》（2020）、《燃烧》（2020）等刑侦剧中，对多年未破案件采用新旧技术和手段的结合方式最终破获，也塑造出了刑警形象的变化过程，目的是更好地符合法治建设要求。

警察形象的塑造史，也是中国法治的发展建设史

公安剧中一代代警察的传帮带，反映了法治观念的进步过程。虽然技术和手段不断进步，但是办案方法、破案思维是可以传递的，刑警精神、法治观念是可以传承的，这些对警察形象的塑造都不可或缺。

从2003年《公安局长》中江川市公安局局长李西东（陈宝国饰）到2010年《沉默》中奉春市春城分局局长林荫（张嘉益饰），再到2022年《对决》中粤东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支队长文陆阳（王景春饰），这些刑警形象都非常成功、深入人心。这固然因为其执着与信念所产生的感染力，更重要的，就是老一辈刑警对年轻一代刑警的传帮带效应。老一辈刑警以身作则，让年轻一代刑警从自己身上学到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年轻一代刑警热爱自己的事业、对未破案件永不放弃的优秀品格。在办案过程中，他们不厌其烦地强调办案要依法进行，证据要做扎实，证据链要完整，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只要证据足够也能定罪等。年轻警察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成长，观众看到的则是这些年来法治观念不断进步的进程。

警察形象的塑造史其实就是中国法治的发展建设史。在梳理了从1987年至2024年播出的200余部公安剧后发现，这些作品与中国法治建设之间有密切关系。如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2002年“依法执政”提出、2012年“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2014年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提出、2021年“八五”普法规划发布，在《重案六组》系列（2001、2003、2009等）、《中国刑警803》（2013）、《白夜追凶》（2017）、《反骗警察》（2023）等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无论是警察的法治观念还是警察对法治的宣传，都是紧跟法治建设过程的。剧中角色的法治观念是构成警察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治观念随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断在变化和完善，所以通过看公安剧中的警察办案手法，就能大致推断出法治的建设情况。警察群体形象随着法治进程前行也在不断变化，法治进程促进了警察群体形象的变化，警察形象的变化也恰恰说明了法治建设的成效。

当然，随着公安剧井喷式地增长，也出现了不少同质化之作，观众会产生一定的审美疲劳。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塑造警察形象时，不能是单一的而应是立体化的，在大量收集人物、案件原型的基础上，既要追求“传统”的一面，也要体现“现代”的一面，再加上与法治发展、普法教育相结合，相信未来的创作会更加多元，更能体现刑警精神。剧集在好看烧脑的同时，还能带领观众在沉浸式破案过程中积极参与到法治建设中来，潜移默化地开展了普法教育，也算是该类型剧的一大贡献。